中国新兴证券市场的均衡监管模式解析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新兴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市场属性,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从而使得市场达不到帕累托效率,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成为一种必然.由于存在信息非对称性和监管部门有限理性,政府部门的过度监管同样可能存在"政府失灵".针对新兴市场上证券监管的特定属性和使命,本文提出了新兴市场均衡证券监管的思路,进而优化证券监管体制,提高证券监管效率.     

经济优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 ,首次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代替市场的原因。当把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用来解释帕累托效率和经济制度变迁时 ,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不再成立 ,现实的经济过程只能达到帕累托“次”优 ;同时 ,交易成本也阻碍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 ,不能实现理想中的制度演变     

内生增长模型下养老保险政策的效率分析

经济增长中的动态效率问题论证了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是否处于最优的水平,是判断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率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关于动态效率的实证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得出的是动态无效的观点,而这与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型设定的实证结果-AK增长方式存在根本的矛盾。本文首先从增长模型的设定的角度来展开动态效率问题的分析,论证了AK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动态无效,再从帕累托效率的观点按照1992年Gilles Saint-Paul的分析方法在AK的增长方式下分析了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得出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养老保险政策规模的扩展并不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论帕累托改进与民航服务工作改善

文章对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民航销售服务的实际工作,提出了一些帕累托改进方法.经过分析认为通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和资源交换,将会使民航资源利用得更加充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     

利润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及现代公司产权范式──兼析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

作者运用标准经济理论,分析了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合理的制度应是能使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这两个效率目标尽可能相统一的制度,而不是使两者背离或彼此替代的制度。     

帕累托最优的实现途径及其困难

帕累托最优对资源配置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的经济效率含义是:在不减少其他任何人效用和福利的情况下,如果任何生产与分配的重新安排与组合都不能增加另外一些人的效用与福利,则这种资源配置就属帕累托最优;否则的话,如果某种经济变动还可以再增进另外一些人的效用和福利,则这种资源配置则称之为帕累托改进。显然,帕累托效率是一种综合效率,是一个完全效率的概念,指的是生产、消费和交易都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经济系统之中的效率。帕累托最优这个命题问世近100年来,虽被无数经济学家加以改进、修补,但至今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仍然被公认为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绝对标准”。在这个绝对标准的规定下,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对帕累托命题的实现途径进行了几代人的热烈讨论与探索:既然帕累托最优是一经济的最佳状态,那么如何     

对效率市场体系的理论思考

效率市场有着更丰富的内容,而不仅局限于股票效率市场。按研究的层次分,效率市场可分为微观效率市场、中观效率市场和宏观效率市场。微观效率市场是帕累托效率市场,是效率市场体系的基础,但微观市场存在空间失灵和经济、社会失灵。作为对微观市场失灵的纠正,中观效率市场表现为城乡一体化市场,宏观效率市场表现为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三个层次的效率市场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态市场运行体系。     

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

以帕累托标准为基础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帕累托标准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差别是公平与效率矛盾问题的根源。只有消除阶级差别和权利差别,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经济学中的效率评价标准评析

新古典经济学将理想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犯了将理想与现实进行比较的错误;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比较制度方法,结果取消了效率评价的标准。以独立于经济过程的价值标准评价效率是前两者的共同特征。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则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制度结构,把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经济主体的目标作为经济效率的评价标准。     

国企“放小”帕累托改进的微观制度分析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放小”这一政策 ,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微观制度效率给予了肯定 ,指出国企“放小”这一实施过程将对微观经济制度有—帕累托改进的提高 ,这一提高体现在政府、企业、市场每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本文的意义在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攻坚意义的今天 ,重申国企改革第六阶段的重要性     

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重要,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在短期内,金融服务、产品贸易和设施联通是中国能够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切入点。鉴于可切入领域的差异,创新切入机制与运行机制能够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获得双赢。新型的切入机制主要涉及构建跨域产业链、以分享模式推进的设施联通以及以共享模式对接农业、金融和电商等方面,相应地形成包括产业发展、人民币双边结算清算、亚投行业务创新和文化经济互动等内容的新型运行机制。从我国的角度看,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效率、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内在联系。     

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相关问题研究

经济效率高低是衡量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相关问题,既是适应解决国民经济动员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满足建设市场经济对丰富效率内涵的基本要求,并且能够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效率问题理论研究规范化.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是动员准备效率、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3个指标的综合体,国民经济动员各个阶段经济效率受技术、生产组织、制度、信息和时间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基于各主要因素的作用机理,提升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需从军民融合、供需对接机制、法制建设和整体衔接等方面着手.     

我国县级政府决策能力：问题与对策——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县级政府决策能力意义重大。县级政府决策能力受多种变量制约,而这些变量在实践中却存在多种问题,影响县级政府决策能力。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系统解决县级政府决策能力的问题必须诉诸于制度创新。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性反思与和谐分配机制的构建

目前理论界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讨存在着种种含混与曲解，亟需理论上予以澄清。对漠视“兼顾公平”、非难“效率优先”的倾向需要从认识论上揭示其根源；当前“兼顾公平”具有更大的紧迫性，但“效率优先”仍然具有时效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文化等多种手段构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和谐机制，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新常态经济下传媒产业规制的改革逻辑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红利加速消失、硬约束增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经济活动和行为规则回归市场逻辑。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步,以往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源自于享受政策偏好带来的红利,市场与行政规制的双重低效甚至失效、产业发展势大力薄的现状始终未有本质性的改变。一旦整体经济下行,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规制改革的目标和手段也应符合新常态的本质,包括以激励性规制手段完善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建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升传媒市场的有效竞争等一系列举措。     

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密切联系的概念。经济增长是长、短两个不同时期的新增产值的对比,而经济效益则涉及不同时期的利润与总成本的对比。在长期中,经济效益是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基础,因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利润持续转化为投资,而只有不断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才能有高利润率（高效益）,才能有持续的新增投资,并取得理想的增长速度。但是在短期内,没有速度就一定没有效益,因为成本刚性在短期里难以克服。在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国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取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利用劳动力之间达到有效的协调。     

中国高铁“走出去”之专利战略展望

中国高铁是中国制造业的骄子,目前正在踏上“出海”之路,而专利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武器,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难以绕开的问题。中国高铁企业应统筹谋划包括出口侵权之有效抗辩、开拓国际市场的专利对策、保持产品优势的专利构想在内的专利战略。可基于完整专利权、专利许可合同、专利权用尽等理由反驳侵权指控,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正名;短期可通过专利布局、专利联盟、国际合作等专利对策为中国高铁在海外立身;远期采取完善专利网、构建专利池、制定技术标准等举措助力中国高铁做强。     

"私了"现象的博弈逻辑分析

人们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一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对"私了"进行博弈逻辑分析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从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了"私了"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了"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原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了"的理性协商、沟通和对话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实证

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机制转换效应,在经济发展处于低收入水平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表现为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或较高收入水平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并以人均GDP的阈值为界,在不同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