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明代妇女的生育之职及其相关习俗

传统中国妇女的家庭职责,大抵包括生育、主中馈、相夫、教子、管理仆婢等,而生育更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妇职。在明代,无论是皇室妇女,还是平民妇女,无不都有独具特色的生育信仰及其习俗,而其目的均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家族内的地位。围绕妇女的生育问题,则衍生出了诸如生育禁忌、溺女乃至祈子诸多习俗。这些现象揭示了明代社会中深刻的儒家传统"男尊女卑"意识的实质以及明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     

论“女相如”称谓的生成与流变

作为反义组合的才女代称,"女相如"诞生于唐而盛于明清,背后的文化现象涉及到唐代女性的男装之好以及明清才女的士人之行,产生根源则在于不同历史背景(女子干政、异端思想、异族统治)所造成的男权式微。"女相如"及相关文化现象在突破传统秩序而表现女性意识的同时隐含着男性优越的认知基础,反映出一种进步与保守复杂交织的性别视角。     

墓志中所见唐代晚婚女考论——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中心

唐代晚婚是一种社会意识,通过分析社会实际及墓志中女性的婚姻实态,可将当时女性晚婚年龄定为24岁及以上。墓志中的这些晚婚女大多出身良好、家境优越、知书达理、身体无恙,所嫁理想。皇室女晚嫁主要因宫廷政治斗争以及战乱的波及。其他晚婚女则多因自身择偶时间过长,高门和良士是其选择的标准,她们自身的优越条件以及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其晚嫁的基础和条件,同时男性对仕途的渴求以及蓄养姬妾的风气又促使他们愿意接纳晚婚女。     

腐败与弊政:南宋川陕抗金军政的另一面

南宋川陕抗金军政建设中腐败与积弊严重,具体表现为军队虚籍与冗员、武将额外开支较多、武将营利与私役军士等.腐败与弊政的出现,影响到川陕驻军战略防御作用的发挥,为此南宋朝廷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革弊措施.腐败与弊政现象,是认识南宋川陕抗金战争与军政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任期及地域分布特点探析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任期与地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遥领和不之任人数明显高于普通刺史;其二,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在各道、州郡任期时间不均衡现象突出;其三,＂重首轻足＂方略明显。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各个时期的朝廷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的结果,皇室成员出任之地多与所任州郡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战略地位、历史地位联系紧密。     

宋初武将政治地位再认识——崇文抑武之另一面

宋初武将政治地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政务两方面,军事上施行抑制武将的措施后,文臣地位并未显著提高,文臣作用也未立即凸显;政务上武将在太祖朝仍具有主要的话语权。宋朝武将地位下降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其地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伴随着政局变动而发生的,原因是由宋初政治环境的改变,武将群体素质、皇帝治国策略的不同及性格喜好的差异等方面造成的。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并非同时产生、齐头并进,而是不断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其频率之高,人数之多,情景之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惠安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介入防控,但以失利告终。惠安女自杀究竟缘何而起呢?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为女性普遍绝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加剧了她们的自杀倾向。而"金兰盟"的普遍存在则为自杀由个体行为走向集体行为提供了契机。这导致民国时期惠安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     

简论女丹修炼的特殊机理

女丹功法,又称"坤诀",是指妇女修炼内丹之法。女性之内丹修炼活动虽可追溯至唐代,但其学说成熟则较晚。男女两性存在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因此,内丹修炼在功法和步骤上也应有所区别。传统中医学原理可以帮助我们阐释女丹修炼程序及"斩赤龙"的特殊机理及其意义。女丹功法的关键步骤为"太阴炼形"之术,其关窍为膻中穴和血海;"阳神出壳"是女子丹功炼至最高层次时所出现的现象,炼功者此时要格外谨慎。     

谈石达开的用人

太平天国的败亡原因何在?目前史学界颇倾向于从用人方面寻求答案。茅家琦教授曾指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批或一大批第一流的战略家、谋臣和武将”刘君达同志则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

唐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极其复杂。唐前期帝王都试图接受“立嫡以长”的传统,并努力将其作为制度付诸施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在遵守制度之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不稳定性。从唐代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两方面来分析唐代的皇位传承观念,可以探讨出影响唐前期皇位继承的政治文化因素。     

"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

“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李贵录$韶关学院旅游系!广东韶关512005~~~~~~     

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

中华法系是一种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法制,二者相得益彰.当代学者对宋代判例法的性质和意义往往认识不足,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北宋的历史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判例法在中国的传统渊源.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具有立法上的成文化和实践上的自觉因循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