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转换的方法论价值

“统一多民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其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构范式既有阶段性的时代特征,更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品质与建设质量。从中国民族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看,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作为方法论,对于实现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重新构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叙述重点和展开主线,从而深刻揭示贯穿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脉络中共同体属性逐渐萌生并不断增强的历史客观性,深刻揭示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民族的演化流变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价值。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

抗战期间,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危机是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根本原因。当时昆明报刊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大讨论,对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西南边疆各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是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还对中华民族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     

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李源涛美籍南斯拉夫史家斯托亚诺维奇提出，西方史学中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从希腊罗马到近代早期的鉴戒性范式，二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述性范式，三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范式①。这是他根据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西方...     

试论李维与古罗马道德史观

古罗马史学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罗马的崛起,罗马史学由早期的对自己的扩张行为进行道德辩护转变为彰显“道德优势”。共和国后期,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导致罗马社会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罗马传统的道德风尚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这样,李维对罗马历史进行道德阐释,正迎合了当时罗马社会的需要。     

试论五四时期的民族史研究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传播和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研究成果成批涌现，而且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其研究领域大为拓宽，成果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平等民族观逐步成为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蒙元史学、清史学、西夏史学等的兴起即是标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虽远未达到科学性与系统性的高度，但对推动我国民族史研究向客观性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区域民族史书写中如何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鉴于中国历史叙述中长期沿袭二十四史中业已形成的将中原正统王朝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开来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中民族及边疆因素长期受到相对忽视的现实,在当前区域民族史编写中,我们不仅需要检讨和反省传统上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立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兼顾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时代特点及需求,另一个重要使命和责任,则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整体过程和面貌的呈现。为此,文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民族史编写需要把区域民族史置于"三个互动"——即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汉与非汉的互动和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样,不但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书写中将中原正统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的弊端,使区域民族史的编写具一种全局性的整体视野,从而更清晰和完整地呈现出区域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及其作为中国整体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和面貌。     

非体系化研究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近代史学方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向 近代史学方法的演变经历了博学时代史学,唯理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形成与更替是与时代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博学时代史学及其方法论。博学时代史学的出现,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宗教改革时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试论汉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史的撰述

华夏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 ,自春秋至两汉的民族融合使华夏民族发展成为汉民族。随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 ,重视多民族历史撰述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诗》《书》《春秋》记载了一些民族史材料 ,《史记》《汉书》反映了秦汉之时以汉族为中心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史撰述也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民族史观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论西塞罗的历史观

西塞罗在《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阐述了历史的特性、历史的目的以及应该怎样写作历史。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超出修辞学家的认识范畴，认为历史写作应该强调两个方面，即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加工，“真实”在他那里其实是“公正”，而文学的渲染则体现了历史应该具有的教化功能。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对后来罗马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文澜在民族史理论上的贡献

范文澜以通史研究为基础 ,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出了 :历史上民族融合是自然趋势 ,但同时必然伴随着民族间的残酷斗争。汉民族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化合体 ,以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等一系列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民族史理论 ,不仅填补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缺少科学理论指导的空白 ,也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视野 ,对增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作出了贡献     

论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与理性意义体系

近代以来 ,西方历史学借助人文主义走出信仰世界 ,神在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理性取代了。历史学背负着理性 ,从文学中分化出来 ,逐步职业化 ,以叙述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历程为己任。然而 ,历史学在职业化过程中 ,由于对理性的多元解释而拓展出两个方向 :一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二是以历史理性为核心强调被叙述对象作为一种历史个体的独特性。这两种职业化倾向最终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对峙 ,左右着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进程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近代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剧变,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巨变:一是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学开始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田卫疆研究员

田卫疆,男,汉族,1955年6月1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原籍陕西省西安市。系南京大学史学博士。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现为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名誉教授,新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新疆历史学会副会长,新疆地名学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