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刚经》的地位、流传与影响

《金刚经》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印度,后经印度西北部传到我国西陲,四世纪末经河西走廊继续东传。公元402年,鸠摩罗什在长安首次将其译成汉文,自此,以长安为中心,迅速传往全国,后来还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成为佛教史上一部极为著名的经典。本文拟对《金刚经》在印度大乘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略作探索。     

哀鸾孤桐上 清音澈九天——翻译家鸠摩罗什的一生

<正> 中国佛教典籍的翻译绵延近千年,其间译人以百计①,译经15000卷以上②。然最著名者当推三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真谛,西印度人,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来华,旋遇侯景之乱,“棲遑靡托,飘寄投委,无心寄宁,”几次束装西归不成,晚年在广州厌世欲自杀,真谛是诸多来华外国译人中命运最惨的。玄奘不顾政府禁令,捐身西行求法,一路“积雪晨风,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拔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唐太宗御制“三藏圣教序”生动地描述了玄奘旅途的艰难,比起真谛和玄奘,鸠摩罗什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更富于传奇色彩。     

文虽左右,旨不违中——谈《妙法莲华经》的灵活译笔

鸠摩罗什(Kumarajiva,公元343年-413年),意译童寿,佛典四大译家中的第一位。他活动的时代,应属佛典汉译史的早期。但是他的若干译本却能经历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的考验,始终为佛徒所喜爱,成为他们诵习的标准经典和建立宗派的根本依据,不被他人乃至名家的重译所取代。他的译经实践,形成了佛典翻译史,以至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公认的高潮。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后秦政权对于佛教的大力提倡,前此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     

尼泊尔佛教的亮点（下）

尼泊尔佛教宗教社团组织的变化 尼泊尔佛教与喜马拉雅山以北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元世祖忽必烈通过其国师八思巴邀请阿尼哥率团前来北京从事佛教建筑营造.萨迦派僧人过着拥有家室的世袭生活,尼泊尔僧人也采取了相应的僧团制度.其僧团有四种僧侣:圣僧(Bandya或Bare)—世袭的僧人;金刚师(Vajracharya)—密宗仪式咒师;古巴朱(Gubhaju)—普通祭司;乌达斯(Udasa)—出身商人的出家人.对普通信徒来说,他们均属僧侣阶层,但都过着有家室的生活.这是一种居于喇嘛教和印度僧侣之间的一种体制.尼泊尔佛教徒经历了长期的各种天灾人祸,并且学会了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国度寻求生存之法.部族山民沿袭他们代代相传的原始社会理想,佛教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唐代法相唯识宗衰败原因新探

在玄奘弟子中,窥基、普光无疑占据着中心位置,特别是窥基完成《成唯识论》正式确立核心地位,也由此成为唯识宗的实际领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武则天执政起,因玄奘僧团前朝色彩浓重等原因,而与以窥基为首的慈恩寺系关系紧张,佛教的中心也偏移至西明寺.正因为此,窥基在最应发展唯识宗的时期被逼离开长安,赴各地行化,唯识宗也逐渐脱离佛教的中心舞台.玄宗之时,唯识三祖慧沼因犯金刀之谶及坚持弥勒信仰等因素,正犯玄宗禁忌.这无疑促使唯识宗彻底走向衰败.     

敦煌俗讲僧保宣及其《通难致语》

在敦煌遗书出土之前,人们只知道唐代长安有一位俗讲和尚——文溆。他的“俗讲”颇有影响,但遭遇坎坷,作品亦一无所存。所谓“俗讲”,后世无从一睹究竟。敦煌遗书出土后,人们从中发现百余篇有关俗讲的作品,如讲经文、说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以及押座辞、解座辞、劝善文、募化文和其他几种讲唱辞。值得庆幸的是,敦煌遗书中还保存有当地俗讲僧人的若干零星资料。其中,五代时敦煌灵图寺俗讲僧保宣的资料,大体反映了他的生平和若干行事活动;他撰写并宣演的一篇变文和几篇《讲经通难致语》,更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五代讲经活动的了解。 关于保宣,今人最初是从敦煌遗书P3051号《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中知道他是敦煌一位俗讲僧人。这篇变文的结束语     

盛唐诗人与僧侣交游的特征及贡献

盛唐是佛教与诗歌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诗人们不仅频繁地与僧侣相交往,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更新和丰富了传统的山水意识,由泛神主义过渡到情趣主义,完成了山水诗由谢灵运尚巧模式向浑成模式的转变;僧侣们的文学意识加强,在与诗人的交往中,传佛习诗、以诗会友,文学也成为他们悟禅明性的常用手段.慧远时代以神僧崇拜为主的诗人与佛界交往的模式被打破,佛界领袖和一般僧人都成了诗人们交游的对象,形成了诗人游佛与僧侣习诗的诗佛互补模式,为中晚唐诗僧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气氛,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诗歌与佛教相结合的角度来说,盛唐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特殊时期.     

关于长安文化的形成及深入推进其研究之管见

长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长安文化以周秦汉唐故都即今西安市区为中心,其区域范围涵盖整个关中地区.长安文化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孕育期、萌生期、形成期、繁盛期和后续发展期.长安文化的主要内容应以周秦汉唐古都文化内涵为中心,包括长安文化形成的历程及其延伸.其研究现状表现为自发性的论著较多,而整体研究和全面推进长安文化的研究偏少,建议对长安文化的研究应加强领导,整体规划,突出重点,同时采取多种方式,把普及长安文化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让长安文化精华深入人心.     

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

云南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的联系 ,主要反映在学习的阶段 ,属于请进来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 ,佛教复兴 ,浙江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重镇 ,许多鸡足山的僧人纷纷到江浙一带参学 ,他们在浙江亲近禅门大老 ,大机大用 ,受益终身 ,并把浙江的禅风引入云南。浙江天目系和天童系的佛教对云南的禅宗发展和禅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活动到当代仍未停止。浙江佛教对云南佛教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的关系,贯穿其一生。他与僧人的交往具有文字之交、佛理之交和不拘宗派的特点。贬谪之后,刘禹锡奉佛尤盛,方式也有所不同。他会通儒释的观念代表了中唐文人的普遍看法。《维摩诘经》是对刘禹锡影响较大的一部经典,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与之相关的佛教传说故事的袭用及义理的阐发,还表现在他以维摩诘教义为人生践履,在尘俗世界一直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人的行为方式。     

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创新与跨文化传播——基于红安天台寺的田野研究

21世纪初,国内音乐理论界曾有过一起围绕音乐是否具备教化功能的小规模学术争论。纵观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理念与实践,其中通常都包含着比较明确的道德教育思想。由此,基于对红安天台寺这座汉传佛教寺院发展禅乐文化的田野调查,以那起争论的核心——音乐是否承载道德担保——为逻辑起点,从田野个案中僧人的"他者"眼光出发,将"天台禅乐"这一有所创新的佛教音乐样式同世俗音乐进行再比较,发现社会现代性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佛教音乐表现出区别于世俗音乐的教化观念。禅乐在僧人自身修行和寺院对外弘法两个维度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在释、俗两种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架设起一座独特的交流之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意识考量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慈善思想资源,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慈善意识,以"慈悲"为核心的佛教慈善意识,从自然本性出发的道家慈善意识以及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慈善意识,成为中国慈善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推动了慈善意识的不断发展。     

长安画派 西北风情

正西安古称长安,地处关中平原、渭水之滨,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悠久,古迹繁多,但历史上这里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有影响的画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他们以表现黄土高原古朴倔强为特征的山水画和勤劳淳朴的陕北农民形象     

通向最高“自由”之路——南禅“解脱论”研究

文章对东西方宗教做了比较,界定了南禅解脱论历史地位形成的起点;概述了南禅解脱论形成前史,点明它的理论渊源;指出顿悟是南禅所强调的惟一解脱方式,分析了以顿悟为核心的解脱论体系数     

印度佛教金刚乘主要道场考

本文通过对乌仗那、阇烂达罗、迦摩缕波、吉祥山、金刚座、那烂陀、超岩寺和乌丹塔普里寺等密教修行中心的相关资料分析指出,印度佛教金刚乘的前期修行中心基本在边远偏僻地区,后期中心则集中在今比哈尔地区;前期中心为密教修法的发源地,后期中心为密教典籍的加工地。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论日本引进中国“江南佛教”出现的变形现象

日本移植中国佛教过程中,存在选择的侧重角度,因而出现变形现象,以适应日本国情。最澄入唐学习的天台宗,是远离长安的江南佛教。最澄片段引进了＂非中心地区＂的江南佛教,使日本可以对其进行自由改塑。掌握了这种教义,进一步改造之,则很容易实现日本的本土化。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北周通道观的设置及其影响

通道观是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后设置的官方机构。该机构位于长安城中,职能为融通三教。其属员称通道观学士,来自儒士和还俗的僧人、道士。其设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通道观存在了近十年时间,其间既讲论三教,又编纂道教经目和类书,对三教融合和此后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何为“自由”：太虚佛教改革的中国化意涵

本文以近代著名僧人太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佛教改革和社会思想论说为对象，分析太虚是如何从佛教教理出发，因应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并论述佛教同社会思潮以及社会转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本文一方面管窥佛教文明面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适应与转化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呈现一种积极入世的中国佛教面貌，使太虚的理念同韦伯比较宗教社会学中有关大乘佛教的现世心态和生活动力的论述展开隔空对话。最后，本文尝试从“方便”与“究竟”的范畴入手挖掘太虚社会理论的价值，也为佛教中国化提供新的理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