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对季卫东《宪政的复权》的解读

宪政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不同的时代背景应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当今全球化、地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宪政在许多方面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新论＂。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从新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用复眼式的观察方法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的新内涵,同时也指出政治变革乃中国当前避免权力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试论新宪政论对传统宪政论的拓展

新宪政论源于传统的政治科学,但又突破了传统的宪政论。具体来说,新宪政论与传统的宪政论相比,在其理论支撑、人类动机理解角度、价值取向、制度范围和宪政目标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拓展。新宪政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带给我们启迪,对中国的宪政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很高的立宪成就。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同五四宪法一脉相承,甚至某些条文都保持和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貌。这体现了五四宪法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价值所在。五四宪法从其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程序、立宪实质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宪政精神。     

论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

宪法教育是指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的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的过程。宪政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成果，在本质上是制度规范、意识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协调统一。宪法教育与宪政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主要表现为宪法教育对宪法意识的催化价值、宪法教育对宪法行为的导向作用和宪法教育对宪政制度的孕育作用。     

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

在中国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修宪模式的竞争性主张,其中,渐进式修宪模式与一次修宪模式之间的观点争锋尤为激烈.渐进式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修改的有限度理论;一次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为宪法修改无限制论.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显示,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问题仍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形成共识,宪法修改仍然必须面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多元与价值重构.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的“限制政府权力”范式转移为国家价值多元化时代的“社会共识的整合”范式.为此,采用折中的以宪法修改限制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阶段式修宪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修宪模式的一种最佳选择.     

论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

宪法教育是指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的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的过程。宪政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成果,在本质上是制度规范、意识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协调统一。宪法教育与宪政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宪法教育对宪政建设的价值构造主要表现为宪法教育对宪法意识的催化价值、宪法教育对宪法行为的导向作用和宪法教育对宪政制度的孕育作用。     

论宪法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基础与依据。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完善和补充,它体现了宪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与宪法具有同等的效力。我国宪法的四次修正案体现了宪法规定由国家公权力向公民私权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国家的整体意识向公民个体意识,由一党执政向全民参政,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并始终贯穿民主和谐思想。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意义,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宪政的发展。     

民初宪政实践与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创新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宪政模式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民初的宪政实践,这个以移植西方制度为范本的体制,逐渐蜕化、变质,最后沦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孙中山在深刻总结民初宪政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苏俄革命的经验,同时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未来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从而实现了近代中国宪政理论的伟大创新。     

论欧盟宪政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兼论欧盟宪法的回应

欧盟宪政中的“民主赤字”问题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关注。本文首先阐述了“民主赤字”问题的一些基本理论, 接着指出了欧盟宪政中比较突出的一些“民主赤字”表征,最后,具体分析了欧盟宪法对被人们广泛批评的“民主赤字”所做出的回应和一些仍然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宪法意识特征探析

中国宪法意识具有外来性和非自觉性的历史特征。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乏性,党政权力意识的习惯固守性,是中国宪法意识主体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宪法意识在国家政治法律意识中理应具有主导性地位,但是目前所处的地位却相当尴尬。     

科学发展观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宪法

科学发展观内涵深刻,立意深远,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也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它包含着全新的内容和崭新的理念,与宪法、宪政理念暗合相通。对新世纪宪法而言,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新理念的内涵必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人权派"宪政思想探析

“人权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由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揭露和批判在国民党训政之下,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主张国家的功用和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约法或宪法来约束、规范政府行为,最终建立一个个人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充分实现的社会。     

论宪法信仰的价值及其树立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依宪法治国,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是对公众宪法情感的最高要求,是树立宪法意识的最高层次。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奠定良好的精神底蕴。面对宪法信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缺失,切实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是树立宪法信仰的关键之所在。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已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明确指引：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根本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法典化方向,必须在法典中确立政治领导原则;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化任务,必须在法典中融入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加强行政法典的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素。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浅论中国宪法的司法化进程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司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概括了外国违宪制度的相关类型和发展趋势,据此提出从宪法引用、违宪审查两个方面均应司法化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宪法司法化在法理上、制度上的障碍,提出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到“违宪审查委员会”再到“宪法法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必经之路。     

关于德宏古傣文的源流问题

本文以傣族历史脉络为引线,通过对东南亚诸古国历史、佛教及其文字的论述,进一步探讨上座部佛教传入滇西傣族地区的时代和德宏古傣文的产生及其源流问题,并综合得出一个"掸傣各族文字和东南亚诸国文字源流表".     

论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其修改应有所限制。对宪法内容修改的限制是修宪限制之一，世界各国的宪法典明文规定了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次修宪也呈现出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修改的限制。借鉴他国对宪法内容修改界限规定的立宪经验，以完善我国的修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