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黄生《一木堂诗稿》初探

《一木堂诗稿》是黄生思想历程的真实记录.作为易代之际的文人,他用诗歌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其中有对故国家园的缅怀,有对社会黑暗的愤慨,有对家人朋友的思念,有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些诗歌对黄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存在,“不愿恩星守财帛,但愿诗名蔽天壤”,诗歌不仅是他精神上的寄托,更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     

冒辟疆和他的三个园子

冒辟疆史称明末四公子之一，本文根据史实说明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冒氏对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干预与作为。“朴巢”、“水绘园”和“匿峰庐”这三个园子可以说构成他生命中三个时期的缩影。     

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逃禅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大量的诗僧出现。面对现实人生,改朝换代的剧痛,使得虽已毁衣出世的诗僧,在诗歌中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故国情思。本文点面结合,胪举代表,侧重于对诗歌中内蕴的遗民故国情结的论述。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论吴梅村词作中的“贰臣”意识

＂贰臣＂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心态,还可以指从＂遗民＂转而为＂贰臣＂并在时间上再也无法回转的精神历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既没有守住遗民的气节,又没有丧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时代的乱离造成了他不幸的身世,同时也促成了其在易代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贰臣＂心态。此种心态投射到创作中,他的许多作品也因之具有了鲜明的＂贰臣＂意识。学界对梅村的诗歌作品论述颇多,对其词则关注不够,这其中固然与梅村自身诗词创作数量的多寡有关,然梅村词亦被清初众多学者公推为清初词坛＂冠冕＂。其在词作中追怀故国、忧嗟身世、向往林泉无不是其＂贰臣＂意识的表露。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作

丁耀亢目睹身历了易代之际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其作品流露了较强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一位封建士子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杂心态。丁氏剧作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浓厚的“遗民情结”,其具体表现为：控诉清兵的残暴,推崇民族气节,抒发故国故人之思;二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交织,其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心存用世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与由清兵野蛮屠杀所激起的民族意识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在艺术上,丁氏戏剧“远胜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在语言、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卢思道《劳生论》的写作时间及其心态

卢思道《劳生论》被推为"隋文压卷",其写作缘于北周大象二年尉迟迥事件之后作者请辞武阳太守,写作时间当在隋开皇元年岁末入高熲幕府之前。卢思道辗转于新朝与故国之间,假托主客问答,将一己的小历史置于易代之际的大历史中,表达了北齐旧士族在周、隋鼎革之后的仕隐矛盾,批评了当时的污浊士风。     

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情结

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 ,忧生切骨 ,陷入生命悲剧之中 ,他不屈地探索 ,企图超脱这悲剧人生 ,但往往陷入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中 ,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生命情结。阮籍的《咏怀诗》把这种情结艺术地再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济世志的追求与裂变 ;礼教的否定与放达不羁的行为 ;归欤之情与归隐的否定 ;玄学生命家园的寻找与失落 ;游仙的矛盾与否定一切。阮籍在极度矛盾痛苦中 ,执着于生命的完美追求 ,在追求中展露出生命的本真 ,凸现出个体生命的意义 ,给人类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新莽东汉易代之际更始政权势力范围考述

目前史学界对易代之际地域性政权势力范围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弥补。有鉴干此，本文特对莽汉易代之际更始政权之势力范围做了详尽考述，并进而揭示了这一类政权势力范围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明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

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既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明遗民政治、思想、文化立场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遗民特色。其修史旨趣在于为故国存信史、以史经世和表彰忠义先贤。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遗民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史料采择、史书体例和史书的范围与主题等方面。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