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与文坛格局演进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两都的历程是南北统合过程中北方士人经历的缩影,体现了元代文士活动中心地位的转移与文坛格局的演进。蒙元初期北方文士在疆域征服、治理过程中大放异彩,苏门山文人群体的学术、事功奠定了程朱之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并决定了元代“通经显文”的创作取向。而在元中后期,南方文士逐渐成为元廷中汉族文臣的主要构成,中州文士进入两都核心圈层的数量大减。中州文士地位升降与元代北方文士地位演变的整体态势变化相符。南方士人逐渐把握文柄,文士活动群体中心、地域中心发生转移,文坛出现裂变,由整到散,诗文风气、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地域性进一步增强。     

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论

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点,其突出标志是文学样式或主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戏剧小说等所谓的俗文学上升为文坛主流。其间当与当时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有密切关系。如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审美观与文学作品之影响,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变化及文人学士参与创作等。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徒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元代西夏遗民在不同的地区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交往之中，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婚姻血统及语言文化等方面，逐渐丧失了其本民族的特征，从而完全融合到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元代文坛“中流一柱”胡祗遹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元代文坛“中流一柱”胡祗遹对李白、杜甫是并尊的。他一方面尊崇杜甫的诗艺和情怀,另一方面也能客观指出杜诗雕鑴作为的瑕疵;他一方面尊崇李白的高蹈奔放和自由浪漫,另一方面也对李白雄放其词而忽略政教的诗风略有微词。不过在胡祗遹的内心深处,更向往李白超逸脱尘的生活,有一种明显的“谪仙”情结。     

五福太一信仰与元代道教格局

五福太一信仰在元代达到巅峰,对元代道教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五福太一道的产生既和五福太一祭祀有关,又和元初北方太一教、全真教和南方正一教的活动息息相关。五福太一道的产生既是元代统治者统治意愿的体现,也是相关道派主动迎合国家宗教意图的结果。     

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考古学观察——以北方元代壁画墓图像资料为中心

元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重要时期。考古发现揭示,北方地区元代壁画墓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长城以北的元代墓葬壁画中的游牧、狩猎图等呈现出蒙古族游牧生活特征,长城以南地区的壁画内容以备宴图、杂剧图、孝行图等汉文化特色为主体。但各地墓葬壁画装饰在图像组合及图像细节表现上都表现出蒙汉等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体现出不同区域迥然不同而又交错共存的文化面貌。墓葬图像中的人物服饰、饮食等生活图景均体现出多民族杂居混融的时代特征,反映出多样杂糅的社会文化风貌。     

华夷一体与尚质崇古的元代诗风

纵观诗史,关于元代诗歌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可资开拓,本文从华夷一体的视域观照元代诗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士人大量登上元代诗坛,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特殊的政治地位影响诗歌风貌。民族诗人耿介的精神气质沉淀为尚质崇古的诗风,诗歌具有口语化倾向和民歌风调。在民族天性、时代思潮交互影响下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学思想多以古为尚,并呈现出复古开新之处。少数民族诗人的参与对元代诗风的影响在整部"中华文学史"建构中是值得深入展开的课题。     

元代的鱼盐与盐法

元代的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关键地位,用于腌制鱼鲞的鱼盐也被纳入严密的控制之中。由于鱼盐可以随鱼鲞自由地流通,这就引起了各运司,特别是鱼鲞的主产地淮、浙两运司在鱼鲞贸易及鱼盐管理上的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出元代盐法的地域性差别,同时,盐司之间在鱼盐管理上的矛盾最终会上诉至中央,对这些矛盾的处置及相关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也引人注目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央与运司之间的关系。对鱼盐管理制度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元代盐法的整体特征,并启发我们思考经济政策制定与变革过程中尊重地域性差异与政策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     

司马攻与近十年的泰华文坛

司马攻是近十年来泰华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散文、杂文和小小说方面的创作成就，尤其是他的精品意识、独特文风和创新精神，对泰华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泰华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他为泰华文学的繁荣和作协队伍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文章着重就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关系问题作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传入蒙古王室,是与蒙古统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客观上强化了元代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文坛的阳光与风雨

七年前，笔者有幸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中心休假时，结识了著名散文家柳萌先生。之后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前些日拜访先生获赠他的新书《文坛亲历记》。回去连夜捧读，感触颇深。《文坛亲历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柳萌近年创作的纪实性散文随笔二十五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改革开放之初文艺春天的记忆；     

试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体制

元代享国虽不足百年,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疆域广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的帝国里,多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多种宗教的传播.为了政治稳定的统治需要,元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宗教政策,针对诸种宗教之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管理体制,于佛教有宣政院,道教有集贤院,基督教有崇福司,伊斯兰教有回回掌教哈的司等,并对民间宗教实行严格的禁断措施.元代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体制,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少失败之处,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元代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与特色

食品贮存加工 ,是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元代在继承中国古代食品贮存加工优秀传统的基础上 ,主要采取了保鲜贮存加工与干制贮存加工两大方法 ,并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科学性。说明了中国古代食品贮存加工的发展步伐 ,并没有因为蒙古族入主中原而停止 ,相反在统一的民族国家范围内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