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西安市2000—2019年的相关数据,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对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本专科教育发展之间存在单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会促进本专科教育的发展;而产业结构升级与研究生教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该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研究生教育具有稳定持续的积极作用,研究生教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也产生了长远的有利影响。为了推动西安市高等教育水平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提出建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扩大新兴学科招生规模,输送创新创业人才;加快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发展。     

普惠金融支持光伏发电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在上网电价补贴支持下快速发展,然而当前面临着补贴拖欠和退坡的严峻挑战,因此通过金融手段解决光伏发电融资难题至关重要。尽管近年来各省获取金融服务的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空间上仍存在明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对中国光伏发电发展促进作用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引入空间权重并选取各省太阳辐射量、电力消费量、煤炭消耗量和各省电价补贴额度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普惠金融对光伏装机规模影响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西低东高发展格局,而光伏发电发展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光伏发电前期阶段主要由光照资源主导因而分布在西部地区,后期装机中心向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转移;可见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光伏装机容量具有显著支持效果,且该支持效果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相对于政府补贴等方法,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可以更有效支持光伏发电发展。     

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悖论的调查研究——基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千村调查”

基于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对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农村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各地区差异明显,显著存在互联网金融普惠悖论.基于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三指标体系量化各地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东部发展最好,东北最差.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之间的差异,各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不大.Shapley值分解确定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具有显著影响的各种因素,并分解得到了其对于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的贡献度.整体上,农户自身仍是导致互联网金融普惠发展不均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农户的自我排斥.造成各区域内互联网金融普惠差异的根源还存在差别,东部的政府机构需身先士卒;中部的政府机构要加强公共设施的普及;西部的政府机构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而东北的政府机构首要需留住人才.如此齐抓共管,才能逐步消除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的悖论现象,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动态演进及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速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且其离散程度均有扩大的趋向;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俱乐部效应,即使在考虑空间滞后的条件下依然存在;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规模、人口密度、传统信贷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变迁对房价的时空动态效应研究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与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对二者产生影响.本文利用2004年~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房价波动的时空效应.研究表明,在基于地理、经济和人口三个维度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房价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特性,但在不同市场中表现出异质性;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助推房价上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房价具有正向影响且效应可持续五期;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对房价的影响在不同市场、不同区域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完全通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互作用的间接途径实现.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模型

本文在测算2001—2019年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研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当汇率较低时汇率贬值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当汇率较高时该作用较强。(2)实际有效汇率贬值通过国际贸易、FDI和居民消费三种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中,国际贸易和居民消费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FDI表现为负向效应。相较于低汇率水平而言,高汇率水平下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而FDI和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弱。(3)从区域差异性来看,汇率贬值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从具体影响渠道来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国际贸易在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而FDI和消费的中介效应则较弱。     

数字贸易、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1 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贸易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异质性方面,数字贸易的红利溢出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建议增强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加强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发挥数字贸易的“引擎”效应。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发生,文章以201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基于厂商理论的区域产业边界和最优要素配置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和要素资源呈现不同层次紧缺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和引导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发展方向,确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每一个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零边际成本趋势驱动下,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资源禀赋,资源流动性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选择更加广泛和灵活;另一方面,资源日益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基于厂商理论,将区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在考虑区域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边界模型和产业的最佳要素配置结构模型,开创了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趋势下的产业升级战略的研究范式,探索了成本约束下的产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升级战略和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为区域制定个性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对零边际成本社会趋势下的产业格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得出：产业边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区域产业长期演化趋势,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产业边界是产业发展的最优规模;区域产业的要素配置格局取决于产业的资源占用和资源贡献情况,最优配置结构受各要素的相对贡献率和相对成本影响;产业边界与成本的关系取决于规模经济与否,在规模经济状态下与生产成本成正相关关系,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有较大提升空间,最佳资源配置方案是加大机械动能投入。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art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whe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gained a good reputation in relation to their CSR activities also engage in significant corporate support for the arts (CSA). Using a sample composed of the 42 largest listed Europe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ata from 2004 to 2013 (i.e., 420 firm-year observations) and manually collected CSA disclosure informat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ntities rewarded for their CSR initiatives are also those that engage in significant CSA. We also find that CSA disclosure reported in the social repor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a predictor for the attainment of a CSR award, whereas that reported in annual reports is not.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nnual and social reports have a different informative relevance, at least in relation to CSR initiatives in the form of CSA, for the stakeholder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us, our results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compani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showing, for example, that social reports are the best channel to communicate about CSA.     

产能过剩偏向性与环境污染——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如何从矫正制度性缺失来破解我国环境污染较难根治且易于反复之谜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尝试从行业和企业两个维度,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产能过剩偏向性为视角来廓清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之殇,并以顶层设计为抓手来明晰环境污染治理之道。研究发现:(1)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依赖于产能过剩在行业和企业维度上的偏向性,产能过剩是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不同维度产能过剩的偏向性能够对环境污染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产能过剩偏向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主要通过能源结构锁定效应和产业结构固化效应而加剧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偏向于国有企业主要通过技术结构低端化效应而影响环境污染;(3)产能过剩偏向性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路径不仅存在显著的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还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异质性、水平异质性和阶段异质性。文章为推进制度变革、优化存量产能和有效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理论支持。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是要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以黄石市为例,根据1999～2009年统计数据,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偏离-份额分析3种方法对产业结构优化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黄石市产业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升级,但产业发展对资源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只有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有重点的调整3个方面入手,加强政府职责、提高产业科技力量以及推进三大产业有重点的发展,才能促进黄石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研究——基于SBM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分析

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面临重构,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本文考虑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将制造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量纳入产出变量,首先构建SBM模型对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接着对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采用Tobit模型对全国及东中西地区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历年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44,总体处于中低等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显著。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统计期内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规模效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效应分别为0.079、0.123、0.172和0.10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研发投入、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程度均不相同。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能源生态效率,缩小空间差异,总体上应采取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改善国企公司治理等,而各地区应依据综合效率分解结果及各因素影响效应采用相适用的对策。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具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研究金融发展在自主研发影响知识积累中的作用机理十分必要。本文使用我国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以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研究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非线性影响及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省份金融发展变化作用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影响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数量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均对地区知识积累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地区知识积累则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单门限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2008年以后,我国大部分省份跨过门限值进入高金融发展区域,自主研发对这些省份的知识积累都存在较高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金融发展与知识积累之间的关系,拓展了Ang(2011)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外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基础。     

在大开发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其中重点分析了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和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在详尽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构想。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