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狱花》与近代日本佛教东来

1904年问世的《女狱花》,历来被视为晚清讲女权、兴女学的重要小说。学界此前对作者王妙如知之甚少,更未考查深度参与《女狱花》文本生成的罗景仁。罗景仁为王妙如之夫,曾就读于日本东本愿寺创办的杭州日文学堂。该学堂新学氛围浓厚,也是日本净土真宗在华传教的渗透枢纽之一。据此,《女狱花》中的新学知识与佛教细节得以双双“解码”。王妙如的女权思想源自佛教“众生平等、无二差别”的平等观,在实践层面秉持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同时融入日本佛教传统中的救国理念与兴学特色。在近代东亚佛教格局的冲突与重构中,不仅能揭橥晚清女性的艰难探索与跋涉,更能抉发日本佛教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的一脉潜流。     

佛文化下的女性情怀与女性觉醒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佛教的“苦谛”说明人生实相是苦的道理,是女性看清生活中众多苦难本质的理论基础;佛教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在追求平等地位方面给予女性理论支撑。在女性的成长与成功的过程中,佛文化始终给予最好的心灵慰藉与关怀。     

晚清女子教育与中国女权思想的萌动

中国女权思想的萌动始于晚清女子教育。清末教会女学的肇起启蒙了中国女权思想；国人自办女子教育尤其是爱国女学为提倡女权，主张男女平等作出了贡献；《奏定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女子有了合法的受教育权；清末女子留学教育助推了中国女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各种女权运动的宣传使女权思想付诸行动：走出闺门，走向自立。     

国家主义·男性特征·女性话语——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女性群体的女权思想研究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女性群体的女权思想展现出极为复杂的特性。首先,特殊历史背景下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承担女性的责任,成为贯穿整个女权思想的主线;其次,此时的女权思想还表现出强烈的男性特征,一切向男性看齐,成为她们衡量自我的标准;最后,值得欣慰的是,以知识女性为主体而形成的女权思想开始了摆脱“无语”状态的第一次尝试,其关于女性作为“女国民”身份的定位展现了她们构建女性话语的努力。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王韬哲学思想新论

王韬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巨擘,中国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津粱,反思现代性的前驱。作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道一观”、“尚智论”和“一我论”,由之反映出王韬的思想并未根本超逸中国传统的范围,但较其前辈更进一步打开了自两宋以降闭合的传统思想格局,接纳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启导了他的后辈。     

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晚清的妇女思潮

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晚清的妇女思潮夏晓虹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的妇女观念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倾向。这些新意识作为支持女性生活中所有新事物的根抵，影响与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状况。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与...     

《已亥杂诗》与龚自珍的佛教思想

《已亥杂诗》与龚自珍的佛教思想齐文榜龚自珍是矗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以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然而正是这位近代史上首先倡导“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对于...     

晚清社会思潮与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思想、进化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学说渐次传入中国,晚清思想界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晚清的经世之学、康梁维新思想以及被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是陈独秀五四启蒙思想之滥觞。     

中原学与佛学(上)

<正>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是中国四大宗教之一,它是现存宗教里面思想理论最丰富的一个宗教。儒、道、佛等思想文化的起源与传播,都与中原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在佛学还没有传入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主要是由儒道两种思想构成。东汉年间,印度佛教传入洛阳,自此,中原大地创造了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洛阳白马寺,被誉为佛教“祖庭”;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论佛教伦理精神与和谐交往

在佛教伦理文化中,作为理论基石之一的“缘起论”揭示的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思维以及“万法皆空”的思想。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注、关爱他人,同时也是在成就自我。而佛教的善恶报应说,突出道德在果报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使人在交往过程中乐于从善、畏惧作恶。此外,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它以平等为前提,引出利他主义精神。佛教伦理以其独特的精神智慧有效地改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价值资源具有普适性意义。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冰心在日本教学期间的女权思想

本文分三部分。(一)冰心在日本教学期间的女权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张扬母爱、男女平等和帮助女性。由于冰心的女权思想带有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色彩,故具有较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也由于冰心的女权思想含有一些西方温和女权主义理论因素,故揭示妇女问题显得狭窄和微观。(二)冰心在日本教学期间的女权思想正是她的小说集《关于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女权思想的延续。(三)冰心在日本教学期间的女权思想,既是对日本历史的现实的写照,又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照。所以,冰心的女权思想是推动二战后日本女权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反思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根据。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清本劝善书《拯婴图编》解读

明清浙东因婚嫁负担、巫蛊迷信等原因而有严重的杀婴现象,晚清佛教社团、开明官绅对婴儿的救济增加了关注,《拯婴图编》折射了晚清浙东反杀婴故事的真实与想象。《拯婴图编》以多元身份为切口,围绕对“遭何报及如何报”“遭报情境”等问题的解答,构筑了立体、色彩化的冥报系统,并以多种写生图像构建社会教化元件,镶嵌在王权观、良吏意识、地域感知等现实思考中,其“以佛为本”的思想资源整合,演绎着斑斓的生命观、女性观、动物观、医疗伦理观。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今。隋唐佛教中国化完成后,佛教的慈善思想基本形成。宋以降佛教慈善实践在佛教世俗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佛教慈善在佛教弘法利生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显现出制度化、规模化和地方化等特征,持续至晚清外来文化的介入方始终结。民国时期人间佛教逆势中兴,在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建国后人间佛教继续发展,但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发展一波三折,逐渐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     

晚清清流政治变革思想的演变

晚清的三次政治变革，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的大转折时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清流派，在应对西方的冲击方面，首先考虑的是从传统的治国理念中寻求“良法美意”，对弊端丛生的政治体制进行修补。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尤其在实际事务中深深感受到固守传统已不敷实用，他们在坚持“体”不变的前提下，变通学习西方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并且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提出的政治变革思想越趋激烈，从起初的变“器”到后来的变“道”，清流派的思想立场在晚清政治变革中节节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