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中国股市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空间溢出关联及风险预测分析——基于尾部风险网络模型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选取2012-2018年我国股市24行业指数周频数据,构建时变的跨行业尾部风险网络,通过网络拓扑结构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空间关联及潜在变化趋势。此外,引入ARDL模型探究网络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系统性风险的长短期效应,最后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我国股市行业板块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空间关联和传染效应,风险溢出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2)网络连边集中度HHI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在尾部事件期间,HHI指标显著增加,风险网络呈较单一的中心节点结构,网络稳定性差;(3)通过节点风险传播强度和中心化程度发现,仅通过节点内部属性判断节点的系统重要性已不够全面和准确,应结合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联关系来判断;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商业和专业服务行业是风险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业;(4)通过ARDL-ECM模型发现网络连边集中度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股市系统性风险进行了高度准确的预测。本研究可为监管机构有效识别我国股市中有影响力的行业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行业的溢出关联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对风险溢出效应设立预警机制。     

中国金融机构关联性与系统性风险贡献研究——基于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视角

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准确地测度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以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任务.采用2010年至2019年中国32家上市金融机构数据以及宏观特征变量，通过TENET模型构建尾部风险溢出网络以度量金融机构关联性，并引入公司规模、杠杆和流动性指标，基于改进的PageRank算法提出网络-市场-账面相结合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思想，具体从系统整体、部门行业、机构个体三个层面对网络关联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系统总体关联性在危机与下行时处于高位水平，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能有效捕捉极端风险事件；2)行业内的关联性水平总体而言高于行业间的关联性水平，但在极端情况下跨行业风险溢出强度会增大；3)银行和保险机构相对证券机构而言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更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国际股市对中国股市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研究——基于FNAC-ΔCoES模型

为了考察多个国际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将二维ΔCoES拓展至多维ΔCoES,并基于完全嵌套阿基米德Copula(FNAC)推导出多维ΔCoES的显式解,同时给出了风险溢出叠加效应的度量公式和显著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个国际股市同时发生风险时,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的叠加效应,但这种叠加效应不一定会随着陷入风险的国际股市数量的继续增多而持续加强;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国际股市组合下的风险溢出叠加效应发现,欧洲股票市场对叠加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最后,鲁棒性检验结果显示,FNAC-ΔCoES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特异性尾部风险、混合尾部风险与资产定价——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证据

使用下偏距(lower partial moment,LPM)来度量投资组合尾部风险,将组合的尾部风险分解成三部分:特异性尾部风险、个股的系统性尾部风险和混合尾部风险.论文分别研究了三种尾部风险对资产预期收益的定价功能,基于我国A股市场股票数据进行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1)特异性尾部风险与资产期望收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2)混合尾部风险与资产预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定价作用,对资产预期收益的影响强于市场贝塔和市场下方贝塔(downside beta)的影响; 3)系统性尾部风险对资产收益预期的影响最弱; 4)利用Fama-French-Carhart四因子模型对特异性尾部风险和混合尾部风险进行回归后发现,特异性尾部风险与混合尾部风险均具有显著四因子alpha系数,表明四因子模型不能很好的解释两种尾部风险与资产预期收益的关系.     

关注尾部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期与人民币汇率变动

贸易是决定汇率的首要因素,而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本研究基于无抛补利率平价思想,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尾部风险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建立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而基于交叉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短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和尾部特征,且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最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改变外汇市场投资者的预期进一步作用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因此,央行要加强针对尾部风险的主动应对措施,投资者需关注贸易政策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套期保值策略.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股市中具有的部分典型事实构造股市指数损失的标准残差序列,并运用EVT对其极值尾部建模进而估计出股市指数的动态极值风险,然后基于Granger-Causality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股市与国际上主要股市之间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大陆沪市与其它三个国际股市不存在风险传导效应而处于分割状态,但自2007年起,中国大陆沪市可以通过香港市场与其它国际股市进行极值风险传导;日本东京股市极值风险单向传导给香港股市,香港股市又单向传导给美国纽约股市;日本东京股市和美国纽约股市的极值风险存在明显的双向传导关系。     

中国原油期货动态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首次量化分析了我国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上证指数以及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风险溢出关系。通过构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静态和动态网络,本文对我国原油期货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向的强度、方向和动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发现,我国上市的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之间的信息关联密切,与股票市场以及汇率市场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同时,在构建的原油-股票-汇率系统中,我国原油期货处于信息的接收方,国际油价波动信息对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存在明显的正向冲击作用。     

全球数字货币波动对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对于数字货币的需求迅速增大,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全球数字货币的波动也可能对中国金融资产造成输入性风险。本文测度了全球数字货币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大类金融资产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识别了影响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大类资产之间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因素。结果发现,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的极端风险关联性,长期看,全球数字货币在该系统的风险传导中占主导地位,受国内金融资产的影响相对较小;短期看,下行风险总体关联性波动以及瞬时大幅上涨次数要高于上行风险总体关联性。同时,市场中的恐慌情绪是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金融资产之间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金融高阶矩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开展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避免金融风险从一个国家、地区或市场迅速地传播到其它的国家、地区或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早期的金融风险溢出研究只考虑前二阶矩,即均值的溢出效应和方差的溢出效应.在一元GARCD-JSU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因子、地区因子及单个市场因子三个因子模型,并对高阶矩风险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解,用于研究金融高阶矩风险在世界、地区和单个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最后,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全球主要股市间信息溢出的变异性研究

使用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不同阶段的全球主要股市间(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均值(收益)以及波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变异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股市间的均值和风险溢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全球股市信息与风险联动性、互动性不断加强,传导路径也更加复杂;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在开放度、信息传导效率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宏观尾部风险、生产网络与行业产出

本文首先将宏观尾部风险引入包含生产网络的多行业均衡模型,通过理论建模分析宏观尾部风险如何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影响行业产出波动,并在非理性预期框架下探讨其具体作用机制;然后采用OECD披露的中国44个行业1995～2018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结构估计与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第一,相对于宏观尾部风险冲击对行业产出增长的直接效应,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传导引发的网络效应更大,且宏观尾部风险冲击主要沿着生产网络向上游传导。第二,相对于宏观尾部风险冲击影响行业产出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劳动效应渠道更为显著。第三,相对于普通风险冲击,宏观尾部风险形成的偏态冲击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实体经济波动。尾部事件会造成经济主体预期的过度反应,并经由该机制导致产出增长更大程度地下降且影响持续期更长。第四,上游度更大、网络中心度更低和中间品投入结构调整更缓慢的行业受到宏观尾部风险冲击的负向效应相对更大,且投入产出网络连接的非对称结构是网络效应放大冲击的重要因素。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转向不确定性与风险——基于经济周期视角的思考

2017年以来关于"经济新周期"的争论,显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走势存在重大分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周期理论力图通过各种长度不同的确定性周期组合来解释和说明经济波动,是以过去确定性的经济运行周期来推演不确定性的未来,测不准是其常态。在不确定性强化,各类风险叠加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不确定性思维和方法,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在首要位置。     

股票与外汇市场尾部风险的跨市场传染研究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联系的日益紧密,防范尾部金融风险的快速扩散与跨市场传染成为了各国政府当局与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采用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准确测度了全球45个主要国家(地区)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尾部风险.同时,从体制区间效应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在非线性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合理性,深入考察各经济体内尾部风险跨市场的非线性传染.其次,从动态视角分析尾部金融风险在我国股市与汇市间的动态演变,以及美国金融风险的跨国传染情况.最后,基于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具体量化了各经济体尾部风险传染的强度,并展开跨国、跨市场的比较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加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及监管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议,它将有助于改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化解国际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尾部风险的外溢冲击,为我国防范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