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规制下过度自信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博弈研究

考虑碳交易规制的约束，构建过度自信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在定制和订购两种减排外包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之间的博弈均衡，探讨过度自信及相关参数对于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决策和期望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两种减排模式下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均存在最优决策。定制和订购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随着初始碳排放量与制造商的减排系数增加而降低。除减排服务价格以外，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系数呈反方向变动。在一定条件下，两种模式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期望利润和实际利润大致也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当需求函数满足均匀分布时，订购模式对减排服务商更有利，定制模式对制造商更有利。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供应链减排微分博弈模型研究

针对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考虑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和碳交易政策,建立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两种情形下的微分博弈模型解决供应链动态优化问题,比较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均衡反馈策略、减排量的最优轨迹及最优利润,提出减排策略。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验证了命题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者低碳偏好及碳交易价格进行灵敏度分析发现：随着低碳偏好的增加,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减排量和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均增加,并且政府在规划期内应及时调整碳交易政策,达到激励企业减排的效果。     

企业社会责任对供应链减排决策及政府补贴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探讨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供应链减排决策及政府补贴效率的影响,构建了包含政府决策者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通过对均衡结果的分析表明：(1)随着零售商CSR实施水平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程度、制造商的利润和社会福利将提高,但对零售商的利润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还取决于制造商减排努力系数的大小。(2)政府补贴可以提高制造商的减排程度和渠道成员的利润。而零售商CSR实施水平的增强能够改善政府单位补贴效率,使得政府补贴促进制造商减排和利润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当零售商CSR实施水平较低时,CSR实施水平的增强同样会导致政府补贴对零售商利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设计了一种二部定价-成本分担契约,证明了该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在此基础上,将研究扩展到制造商实施CSR的情形及政府新目标的情形,通过理论及数值分析,详细探讨了CSR行为对供应链减排决策的影响,为政府及低碳供应链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考虑交叉持股的低碳供应链减排与定价决策研究

在碳交易机制下,将交叉持股战略引入到制造商减排决策中,研究供应链企业的减排和定价问题。构建了供应链企业集中决策下的决策模型和交叉持股前后制造商与零售商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比较了不同情形下的企业最优决策和绩效,并以数值算例演示了交叉持股和碳交易价格对企业决策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与零售商交叉持股能够改变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减排量的影响,使得制造商的单位产品减排量一定提高,市场需求提高,在一定条件下批发价和零售价降低;当交叉持股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交叉持股能同时增加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并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不同减排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本文针对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回款难及其与用户之间缺乏信任等现象,结合实际中节能服务公司与制造企业采取的不同减排合同机制,分别构建了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和减排量保证型合同下企业间纵向持股的三级低碳供应链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减排合同下持股策略对供应链企业决策及利润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并结合案例及数值算例发现,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中,当制造商单独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增加持股比例会使产品减排量和链条上其他成员利润增加,同时低碳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时持股节能服务公司时,两公司增加持股比例同样会使企业决策和利润得到优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企业大联盟,但该种情形会加大持股比例与企业决策和利润的协调难度。此外,在减排效益分享型合同下,制造商对节能服务公司持股可使环保红利和企业效益均得到增加,建议此种减排模式下的供应链企业实施持股策略;但对于减排量保证型合同,持股策略对各企业决策及利润并无明显改善,因此该种减排合同下不建议企业间采取股权合作策略。     

两阶段供应链碳排放目标减排量分配研究

由于不同企业减排成本和减排效率有所差异,将目标减排量在供应链企业间进行合理分配是顺利完成减排目标的关键。本文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的既定目标减排量分配问题,考虑企业减排对产品需求有正向影响,根据制造商分配和零售商分配两种分配方式,以及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垂直纳什三种渠道权力结构,构建了六种决策模型,分析分配方式和渠道权力结构对分配决策和供应链成员以及系统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三种渠道权利中：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大的企业进行分配,制造商和零售商会分摊减排量,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小的企业进行分配,减排量全部由对方企业承担,市场需求更大;作为领导者比作为跟随者承担更多减排量;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大且减排效率低的企业分配减排量,可以实现减排量在供应链企业间分摊以及系统利润最大化,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小且减排效率低或略高于对方的企业分配减排量,虽然系统利润最优,但是以单个企业承担全部减排量为代价。     

低碳背景下政府行为及供应链合作研发博弈分析

研究了在低碳化背景下,考虑政府征收碳税的纵向供应链最优减排问题。通过建立供应链无减排研发、单独减排研发以及合作减排研发三种模型,采用逆向求解法,首先制造商制定最优减排量,然后供应链参与者决定各自的价格并得到各自的最优利润。通过对均衡结果分析得出,供应链合作研发的最优减排量大于单独研发最优减排量;供应链最优减排量与研发成本系数成负向关系,与分担比例成正向关系。最后用数值分析法证明了,制定合理碳税税率不仅促使最优减排量达到最大值,并且有利于供应链合作减排研发。最后联系实际为政府制定合理碳税税率,以及企业如何实现节能减排供应链协调提出了建议。     

考虑政府补贴和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研究

基于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不补贴和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供应链最优定价、绿色度决策及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不补贴时,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会降低产品批发价格、销售价格和绿色度,减少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则随着其公平关切增强既存在增加也存在减少的情况,具体与产品绿色化效率有关。相比之下,政府补贴时,产品绿色度更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更大;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可以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但并不影响产品销售价格、绿色度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政府补贴不仅能够增加供应链利润,还能协调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产品定价与绿色度决策的影响。     

基于自执行旁支付契约的供应商与制造商减排博弈与协调

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碳减排对需求的影响,将碳交易和碳排放约束融入企业利润函数,研究供应商与制造商势之间的减排博弈;设计一种自执行旁支付契约,解决以往旁支付契约供应链协调过于强调博弈参与方自发参与而未能有效考虑系统利润增量分配合理性与公平性的问题,并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当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为斯坦伯格博弈时,主导者可以通过提高减排量引导跟随者也提高减排量;当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执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企业可在决策前释放提高减排量的可信信号,使双方都提高减排量;新的旁支付自执行契约,可使决策双方依靠个人理性的分散决策取得集体理性的集中决策效果。     

考虑政府低碳政策的双销售模式供应链决策研究

消费者低碳消费趋势及政府碳排放政策的颁布和实施,迫使企业必须审视自身生产运营中的碳排放问题。本文研究单一销售模式和双销售模式下政府价格补贴、一次性补贴、碳税等政策对低碳供应链决策的作用机制,构建含有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低碳供应链集中式决策模型。基于基准模型和三种政策决策模型,解析分析各政策对供应链产品定价和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同减排程度下,双销售模式的产品价格补贴力度大于单一销售方式;从政府角度来看,对于单一销售模式,要使企业达到相同的减排效果应当选择一次性补贴政策,而双销售模式应实行价格补贴政策;政府征收碳税提高了减排边界,促使更多企业进行减排,同时单一销售模式减排边界高于双销售模式;政府应该合理制定碳税,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减排或退出市场。另外仿真分析了减排量对产品价格和供应链利润的影响以及三种政策参数对供应链利润的影响,揭示出相关的管理学启示,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政府制定低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碳排放交易政策下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的博弈分析

针对单制造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与否两种情形,构建了集中式决策、分散式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协同决策的博弈模型,探讨了消费者碳足迹敏感系数、碳限额及碳减排成本系数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减排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碳交易价格与碳限额呈线性关系时,供应链及制造商的利润与碳限额并不是线性递增的关系,政府合理的制定碳限额能够促使供应链企业有效减少碳排放;当消费者支付意愿依赖于产品碳足迹时,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碳减排技术在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获取更大的利润,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制造商和零售商通过渠道协作共同决策碳减排水平时,供应链碳排放总量比分散决策情形下明显减少。     

上下游联合减排与低碳宣传的微分博弈模型

低碳经济环境下,下游零售商宣传上游制造商的减排行为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绩效,是供应链管理实践中常见的合作形式.文章假设消费者需求受产品减排量和零售商低碳宣传的影响,在考虑到产品减排量受制造商减排努力影响且在多周期连续生产时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的情况下,构建了零售商和制造商的3种微分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制造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的Pareto改善;当制造商的边际收益足够大时,成本分担契约对制造商利润的Pareto改善效果越明显,制造商越有动力利用成本分担契约激励零售商进行低碳宣传.这将为供应链上下游制定合作策略及供应链低碳化的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通过算例对模型进行了分析.     

考虑商誉的双渠道供应链动态定价与联合减排策略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将产品商誉和减排量作为状态变量构建微分博弈模型。文章首先讨论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均衡策略，随后探讨了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对供应链协调性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对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产品商誉轨迹随时间变化呈现多变性，而减排量轨迹则具有单调性。与单渠道相比，双渠道下零售商的广告努力和利润下降，而制造商的减排努力和利润增大，只有当传统渠道市场占有率较高且制造商竞争较小时，制造商单渠道的利润才高于双渠道，此时制造商将不会开设网络渠道。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制造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的帕累托改善，且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品牌偏好越高，制造商和零售商越有动力达成合作。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与税收——补贴机制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政府奖惩机制和税收-补贴机制对于提高逆向供应链回收率的有效性,运用动态博弈论方法建立了逆向供应链的三个回收再制造决策模型,即无政府介入、奖惩机制下以及税收-补贴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决策,并比较了三种情形下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三种情形下回收率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增加而提高,其中奖惩机制下的回收率最高;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利润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增加,其中奖惩机制下利润提高的幅度较大;制造商的回购价格随着奖惩力度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单位补贴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下降。通过对两种机制决策结果的比较发现,奖惩机制对引导逆向供应链成员积极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比税收-补贴机制更有效。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基于政府不同补贴形式下的绿色产品制造商渠道选择策略分析

为促进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政府通常会根据企业的绿色研发成本尝试采用不同的补贴形式,制造商也会根据政府的补贴形式设计不同的渠道结构来销售产品。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为跟随者组成的供应链博弈模型。根据制造商绿色生产技术,政府提供其研发成本补贴或单位生产补贴,研究了制造商采取不同销售渠道结构下的政府补贴、制造商产品绿色度水平和直销渠道价格,及各个成员的利润或绩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形式与制造商的绿色技术投入及渠道结构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从制造商角度看,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研发成本补贴时,若制造商降低其绿色研发成本,则制造商采用双渠道结构模式能减少政府支出,并且是对制造商、零售商和政府都更优的策略。而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单位生产补贴时,制造商则需综合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价格弹性和绿色技术开发成本率等因素选择不同的渠道结构。此外,从政府绩效角度看,当绿色技术开发成本或环境改善的边际收益较低时,采用单位生产补贴将更利于政府和环保产品生产的政策,同时更有利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否则,政府应采用研发成本补贴策略。     

政府补贴下考虑零售商不同竞争行为的闭环供应链决策及合同选择

本文考虑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竞争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其中制造商是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两个零售商作为博弈的跟随者,研究政府再制造补贴下供应链的决策及合同选择问题。以集中决策为基准,分别建立零售商内部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和Stackelberg博弈时的决策模型,分析了零售商的不同竞争行为、竞争强度及政府补贴对最优结果的影响,同时对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员间签订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后闭环供应链的决策及利润进行了对比,并设计出可以协调整个供应链的新契约。结果表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行为会使其最优零售价格增大,最优废旧产品回收率及供应链最大利润降低,当零售商内部采用Stackelberg博弈时闭环供应链所获得的利润最低;竞争越激烈,三种模型下各成员的最优定价、回收率及利润都越低;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集中决策下的回收行为及促进该模式下供应链利润的增长;当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可以提高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回收率,而收益共享契约能够使得供应链及制造商的最大利润有明显增长。     

政府碳税与补贴政策对外包再制造影响研究

为分析政府碳税与补贴政策对外包再制造影响,基于政府两种政策构建了外包再制造下制造/再制造博弈模型。基于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两种对策对外包再制造下最优解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到：政府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但只有当单位新产品碳税额度只有大于某一阈值时,政府碳税政策才会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原始制造商通过降低单位再制造产品外包费用来获取政府补贴;政府采取碳税政策时,原始制造商通过提高单位新产品零售价格,把部分碳税转移给消费者;政府补贴政策可以同时增加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收益;政府碳税政策可以增加再制造商收益,但只有单位新产品碳税额度大于某一阈值时,才可以增加原始制造商收益;当单位新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一定,并且单位再制造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与单位新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之比大于某一阈值时,政府补贴政策对环境造成影响最大、政府碳税政策对环境造成影响最小。     

政府补贴下制造 / 再制造竞争机理研究

以政府“以旧换再”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了原始制造商、再制造商与零售商两阶段博弈模型． 基于此博弈模型,考虑政府不采取补贴政策、政府补贴给再制造商及政府通过零售商补贴购买再制造产品消费者 3 种情况,对比分析了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两种产品单位批发价格、零售价格、销售量、利润、消费者剩余及环境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再制造产品的需求不受废旧产品回收量限制,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两种产品单位零售价格,增加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提高消费者的剩余; 当再制造产品的需求受到废旧产品回收量限制时,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两种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和两种产品制造商的利润,但是会降低零售商的销售利润．     

政府补贴下制造/再制造竞争机理研究

以政府“以旧换再”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了原始制造商、再制造商与零售商两阶段博弈模型.基于此博弈模型,考虑政府不采取补贴政策、政府补贴给再制造商及政府通过零售商补贴购买再制造产品消费者3种情况,对比分析了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两种产品单位批发价格、零售价格、销售量、利润、消费者剩余及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再制造产品的需求不受废旧产品回收量限制,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两种产品单位零售价格,增加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提高消费者的剩余;当再制造产品的需求受到废旧产品回收量限制时,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两种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和两种产品制造商的利润,但是会降低零售商的销售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