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王阳明《大学问》的仁学建构

对于阳明《大学问》,学界主要从万物一体、大人之学、格物致知以及致良知等角度展开诠释,实际上这些考察的视角均涵摄于阳明晚年的仁学思想建构。阳明在反思宋儒及明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基础上,以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理念,熔铸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生最为重要的学问理念,建构了融义理与工夫为一个完整体系的仁学思想。这可视为阳明晚年思想的新动向,也可视为儒家仁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开展。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张岱年先生"新气学"散论

主张将张岱年先生哲学称为"新气学"."新气学"的显著特点,就是用"辩证唯物论"来阐释、理解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气学"思想.分三个部分论述之首先论述张先生一生始终信服"气学"思想,并揭示他所以信服"气学"思想与其一生信奉辩证唯物论,主张将辩证唯物论与"气学"创造的综合有直接的关系;其次阐述张先生对"气"范畴的现代诠释,以说明他对传统"气学"的超越;最后对张先生超越传统"气学"的理论贡献予以评论,以强调"新气学"对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气本论"哲学提供了新范本,而且使我们找到了谋求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路数,即创造性的综合辩证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特色的唯物论(气本论)于一体的路数.这一路数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指导意义是重大的.其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有别于牟宗三一派之承继陆王"心学"、冯友兰等人之承继程朱"理学"以求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设想,足以与现代新儒家所设计的路数相抗衡,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运动不至于一味地走唯心主义的发展道路.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媵婚与西周婚姻礼法的哲学背景

西周的婚姻礼法问题,史家多有研究,但西周婚姻礼法所以产生的哲学背景问题,论者殊少。本文以西周的血缘宗法制为切入点,考察、论述了：一、西周以来“昏”和婚姻之礼的文化观念以至于哲学机缘;二、西周以来,男婚女嫁的年龄与礼法的关系以及确定婚姻年龄的哲理思考;三、西周以来,婚嫁时令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心理;四、早周和西周“腰婚”形态以及这一形态的,。理结构等等——通过对以上诸问题的考察,我们认为,西周婚姻礼法人类学意义上的祈向是人类自然本体的优化塑造与人类生存秩序的营造,其哲学背景则是二元对立生成观念的高度理性抽象。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王阳明《象祠记》的文化解读

龙场悟道,王阳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全副精神用于宣讲“良知”之学,此种弘道经历,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象祠记》是阳明居黔弘扬良知之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这篇珍贵文献的重要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象祠”的缘起、圣人传统与象祠文化精神、象祠文化与阳明一D学诸多思想文化内涵。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荀子礼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礼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礼法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礼法并重”诸问题的研究,并辨析了荀子“礼”“法”与当前我国“德”“法”概念的异同,从而得出荀子礼法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归太虚而成圣人——大盐中斋的太虚境界探析

大盐中斋在思想学术上以阳明学为立足点,兼收程朱,其思想以＂太虚＂为核心,归太虚就是要遵从天地万物之理,成就圣人境界。要归太虚,必须致良知;而良知为气质所拘束,只有变化气质,消除气拘物蔽,达观生死,才能使心复归太虚本体,真正达到致良知;与致良知相对而言,去虚伪也是归太虚的一个方法,即祛除人欲虚妄以显现灵明良知。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