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原始祭祀礼仪与人类早期审美教化活动

原始祭祀礼仪活动应该就是人类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其祭祀礼仪活动与审美教化是合一的。祭祀礼仪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神灵的审美意识,通过敬畏心理的作用以实现审美教化效用。同时,原始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与宗族精神的凝聚密切相关,审美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所达成的人神和熙、天地圆融、人世和睦,一切都井然有序的场景,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庙会文化中的和合精神1--以关陇地区传统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依某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内中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庙会祭祀是一种和合的表现。人们祈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协调化解,实现人神天地新的融合。庙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敬畏倾诉的平台,体现了民族传人循礼遵规的道德情怀。传统庙会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愿景实现的文化场域,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和合”。     

"望祀"礼仪考论

“望”在古代是一种盛大的祭祀活动,它不仅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对其祭祀礼节,至今很少有人作出细致的考证,文章试图通过对上古文献中有关祭祀礼节的梳理,描绘出这一上古时期盛大祭祀活动的礼仪形式及其与封禅、巡狩、郊天等帝王祭祀活动的关系,并对望祀的政治意义作出简要阐释。     

朱熹道统观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

从道统说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可以看到朱熹的学术思想、心志理念与具体礼仪开展之间交相并进的特点.朱熹的沧州精舍祭祀实现了二者的统合,但在道统谱系的论述与祭祀对象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王安石家族四时礼仪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为王安石家族的世系家谱,其中记载的有关于祭祀的礼仪包含了元旦仪、元夕仪、立春祭仪、冬至祭仪、墓祭仪、祀后土仪、生忌奠仪等七项按照四时进行祭祀的礼仪,与《礼记》和《仪礼》中对于祭祀礼仪的记载主要是王室家族祭祖及士卿大夫祭祖的礼仪相比在时节和祭祀内容上有诸多不同,王氏家族族谱中所记载的四时礼仪记录了当时宋朝的缙绅家族仪礼,与后来的朱熹所撰载的《朱子家礼》也有很多异同之处。     

《论语》和《东巴经》中祭祀、丧葬礼仪比较

自先秦时候起,祭祀和丧葬礼仪便成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孔子对此就相当重视,有“祭如在”“事死如事生”的领悟.纳西族的《东巴经》在祭祀,特别是丧葬仪式上与《论语》有着同样的内涵,他们通过“祭如在”的仪式,表达着积极乐观看待死亡的态度,渗透着对生命本质意义的领悟和智慧.     

从丧礼之“踊”看儒家礼仪的身心修炼

学界以往对儒家礼仪的研究,偏重于政治社会性的意义,但礼仪实践同时具有个人身心修炼的维度。在儒家礼仪中,丧礼承载了儒家“慎终追远”的理念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中的踊礼又最能体现丧礼“哀死亡”的性质,因而在礼仪的身心修炼中具有代表性。“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踊礼与丧礼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贯穿着儒家的基本观念,而其严格性与复杂性更能体现充满考验的“修炼”性质。丧礼中展现的儒家身体因被赋予了父母“遗体”的伦理性意涵,能够挺立为价值主体,因而不同于西方“修身”传统中身体的工具性意义,这一点构成了儒家礼仪修炼之为“身心修炼”而非“精神修炼”的本质性特征。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祝辞本为祭祀活动中祝福求福之辞。先秦的祝辞主要有祈祷辞、嘏辞和贺辞等。祈祷辞是祭祀仪式上人对神的赞美和要求,常规祭祀所用的祈祷辞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式和套语。嘏辞是祭祀中神尸给主祭者的致福,由祝官来传达。嘏辞多用第二人称"尔",表示赐福给你。贺辞是人对人的祝福,本质上是嘏辞的世俗化。先秦时的这三种祝辞都沿用四言韵文的传统形式,虽然发生的典礼仪式和针对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内容与形式大体相似。     

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人,尤其是异域视野对华夏礼仪神圣效力的阐释,借镜人类学家对神话与仪式关系的研究成果,立足华夏礼制探源研究命题,反思了传统神话观对儒家神话研究的桎梏与遮蔽,认为华夏繁复的礼仪活动是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性视域。现有的成功实践业已表明,礼仪符号的解读、礼仪神圣根源的探索,乃至经典文本的解读,需要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比较神话学的类比释读视域,需要突破故事本位的神话观,回归礼仪圣物象征的大传统。因此,儒家神话再发现与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朱熹"气象"审美论

“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     

生活方式、国民礼仪与宗教中国化

中国生活方式是一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取向的中华文化的方式,中国国民礼仪是这一生活方式的伟大象征。如今,在宗教私人化比较普遍的表现中,中国的宗教、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应当立足于私人或个人生活领域,积极回应公共或社会生活领域。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方面,以建构新话语的方式对中国生活方式予以反映;在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方面,则应在坚持基本宗教礼仪的同时,对中国国民礼仪给予应有的认同和尊重,同时接受这一神圣礼仪的教育、熏染和洗礼。     

礼仪与民俗:从屯堡人的礼俗活动看日常生活的神圣化

屯堡人礼俗活动的高度象征化、深度混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使得日常生活本身成为神圣进行自我表证的一个路径。当作为一种神显形式的礼仪实践被泛化为一种礼俗生活之时,神圣已非人们日常生活的"在外者",而是内化于其中。礼仪实践的泛化,使得神圣的仪式活动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理解这种弥散于生活之中的神圣感,能让人类学的研究在经验上和观念上对从宗教话语体系中衍生出的"神圣论"加以适当修正,从而获得其更为深刻的解释力度。     

中国古代分胙礼仪的文化蕴含

中国古代的“分胙礼仪”起源于原始图腾文化中宰杀和分食图腾圣物的古老习俗─—“图腾圣餐”。随着时代的发展,“图腾圣餐”这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已经发生了迁变,至三代时期,它已进入“大传统”文化体系,并被饰以较多的节文,增加了其文化含量,进而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作礼仪”是祭祀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家与宴两个主体组成部分中间的过渡礼仪,古人借以实现人神之间的交流,满足心理或情感的欲求;而在现实领域,它又具有强化宗族血缘关系,并巩固和加强宗族的政治地位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分胙礼仪”体现了古代祭祀文化的主要功能和特征。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论西周幸福观的宗教建构

西周的礼仪制度，有吉、嘉、宾、军、凶五礼之说。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从人类思想信仰观念来讲，西周吉礼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祀者通过肃穆、虔敬的宗教仪式与神灵进行精神交感，从而求得或者报答神灵的福佑，这是他们认为可以获得国祚绵长、福寿安康的方式。西周的事神致福活动反映了周人关于天、地、人关系的观念，是其幸福观的宗教建构。它既是统治者为获得王命永续、子孙多福、万邦来朝等政治目的运行机制，也是统治者为民祈福、教化民众、和合天下的手段。周人通过宗教层面的建构，为其追求物质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幸福寻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精神动力。它是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关注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了将社会治理的观念寓托于原始宗教观念中，使宗教观念开始转化为对人自身存在的确证和张扬，又通过这一观念警戒着社会主体在追求民生幸福的道路上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逐渐形成了西周时代的伦理等级秩序、集体道德和天下幸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