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易学之思考对海外华人研究的启示

一、因侨而易：侨易学之新视角
　　侨易学是最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隽博士综合中、西方哲学思想所提出的一套学术观念②。一直以来，叶隽博士都专注于西方与东方在文化、学术、哲学等方面的接触及融合等课题③。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侨易学这样一种治学的思路。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致“易”，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其思路则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观念、理论、方法的整体形成，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性，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尤其是创生)①。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学术研究都以“中国”为中心，将问题的中心点定位于“中国”。然而，仅以此作为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未免局限了一国学术的气象。中国现代学术之规模确立与范式成型，必须以世界为胸怀，不分畛域，将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作为自身治学的客观对象②。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开始将自身研究放于世界范围，用变创的角度来思考，而侨易学正是其中的一种研究趋向。     

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     

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     

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而作

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遭遇了急剧的范式变迁与转型。学术范式的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通常来讲,这两个层面交互发生,共同演变。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敏感,使得当代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就大都停留在极为浅表的层面。如是,试图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反省,以找到现代中国学术持续变革的正确之道,并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将沦为泡影。为此,有必要通过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的反思,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以促进当代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估自觉。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是在诸多领域都曾起过总结既往与开拓未来的转捩作用的著名学者。本文试图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地位。以此说明,胡适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为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既阐发了学术研究新的原则与方法,又依据新范式所发挥的示范作用,为现代学术开启了诸多新的门径。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

赖德胜、田永坡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中撰文指出：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知识失业”现象。所谓“知识失业”，是指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的失业。从国内外关于“知识失业”的文献来看，大多数是围绕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展开的，重点是对大学生失业成因的分析。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知识失业”的出现说明受教育者的供给超过了需求，其就业难度增加在所难免。但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失业”，并不完全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和转型性的特点。以大学毕业生为例，中国目前的“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     

论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侨易释“侨”——侨易学一个关键词的审辨

侨之最表层的含义就是侨居,侨一系类的词语的使用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从对侨-喬的语源学分析,便得到侨易的一个核心观念,即高、曲两端。质言之,侨易乃有关高和曲的学问,侨动乃高而曲的运动,从侨之"高而曲"的居住方式这一基本界定出发,可进一步蠡测侨易学之发展的可能路径。华侨、侨一系列字义蕴含有"高而曲"的基本含义。海外华侨文化可命名为侨动文化,有指向"华夏"文明中心的趋势,而又以"能屈"的姿态积极吸纳异域文明,是华夏文明沟通世界的桥梁文化。侨易学处于现代语境下,或许能为文化之间的嫁接的、会通展示一可供参照的理论样式。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核心侨易概念的文学转化——逆时空侨易现象中的"时—空—思"主体性

为适应文学语境的实际批评阐释,需对文学侨易学的核心侨易概念进行"文学化"重组。首先借助穿越文学中特有的"逆时空侨易"现象,凸显文学世界的侨易现象中时间变量、空间变量、人之思维的主体性;同时基于"时—空—思"结构进一步提炼逆时空侨易现象的特征和模式,将时间变量、空间变量和思维变量引入侨易因素范畴,提出文学世界中的侨易现象不同于现实世界侨易现象所独有的"易-侨-易"环形路线与侨易空间的形成问题,尤其是人的思维的主体作用对空间变量和时间变量施加的影响,这可以成为中国学者创建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切入点。     

“村改居”社区推进居民政治参与路径选择

“村改居”社区作为由农村社区转型为城市社区的特殊社区,它有别于传统的农村社区,又与现代城市社区存在一定差距。“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存在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知识技能不完备、个体政治诉求被忽视等问题。需要从培育居民政治参与意识、构建特色自治制度、协同立体政治参与管理、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来提高“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题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地方行业特色大学的应然特征及战略规划重点——知识生产应用范式的视角

编制战略规划是高校完善治理、推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准确把握发展的应然特征,是编制规划的前提。知识生产范式逐步从学术范式转型为应用范式,是当前高校面临的基本形势。知识生产应用范式引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市场化、知识生产利益相关者角色发生转变、弥散式知识生产和质量控制的多维度等方面。地方行业特色大学作为既有行业背景又有地方烙印的应用型大学,其战略规划要瞄准“立地小事”:建设应用研究型大学;以选择性卓越为基本理念,保持学科特色发展;以“学院办大学”为基本理念,再造内部治理结构;以分类为基础,构建多维的内部评价体系。     

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缪钺先生的学术风格以“文史结合”著称。从史学研究观点看，“文史结合”最重要的核心是将文辞视为一种考证工具（而不仅是史料）。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史分途的发展过程看，缪先生的学术风格并非“主流”，然绝非特例。一批经历与之相似的学人的事例表明，在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关联的意义上，除了“由经入史”外，还存在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深厚的文辞修养在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支援作用：对“人”的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注意、“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意义”的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