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京津冀协同治污下的产业发展路径

京津冀污染协同治理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紧迫和优先任务,是京津冀产业发展必须坚守的约束条件,当前仍然面临高污染产业比重大、产业发展方式落后、环境规制不同步、协调机制不完善、生活消费方式不合理等诸多障碍,亟需将污染治理导向的绿色产业体系打造成京津冀区域合作的"航空工程"。根据产业污染溢出、不同产业的污染效应、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区域产业转移影响等相关理论研究,京津冀协同治污下的产业发展,必须走严格管控能源生产和工业排放的标准、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合作、打造完整绿色产业体系、激励生态环保的生活消费方式、深度协同治理的路径。     

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关于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对于规模门槛而言,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是线性关系,城市规模越小,专业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城市规模越大,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更显著.与大企业相比,多样化集聚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明显.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部地区的比较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FDI影响技术创新中间传导环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地区1995-2008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动态外溢模型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机制,提出了溢出效应、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这三个中间传导环节,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作为第一环节的溢出效应,没有对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影响,而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上却是显著的。这说明苏州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没有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提高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溢出环节。最后本文从负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被抑制、溢出效应需求的非迫切性和技术溢出的机会稀缺性这四个方面解释了技术溢出环节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蔓延与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城市蔓延有利于提高城市生产率吗?文章首先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两个方面阐释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2年~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蔓延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城市无序、低密度扩张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生产率的提高.2)分区域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影响最小,对中西部地区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3)分产业研究发现,城市蔓延降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生产率.4)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意味着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动态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该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构建动态系统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索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则较为深远;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环境规制的作用,而绿色发展对环境规制具有强化作用;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均为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高端制造业面板数据，应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态势显著，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状态，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全国及东部地区显示为线性特征，中部地区表现为“N”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则为“U”型影响特征。     

中国新能源汽车10年推广效果研究：空间效应视角

过去1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关注下得到了飞速发展。为了清晰地透视全国城市层面10年的产业推广效果,本文采用2018年全国296个城市的数据,基于空间视角,构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效果的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别从两个层面即示范与非示范城市、五大典型城市群,实证考察了城市政府支持、城市公共交通、城市科研能力等主要因素对新能源汽车在全国的推广效果。研究发现,无论是示范城市还是非示范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都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但在示范城市中的显现性更高;在五大城市群中,研发能力和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差异性大。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竞争格局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建构产业体系,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可能性。研究表明,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更多地应该是从区域视角,充分发挥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城市、城市群和全国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提升及市场推广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钢铁产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近些年,政府开始加大对中国钢铁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选取了从1992-2011年钢铁产业的相关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对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钢铁产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钢铁产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基于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2011-2016年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同时分析企业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各个组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四个组分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产品差异化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中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解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新角度。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正在解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实质上是市场机制下企业的自组织行为.基于此,本文剥离了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市场和企业互动关系的视角,从市场导向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和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三个角度,构建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模型.通过对我国东北地区302家企业的实证数据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并提出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导向因素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间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通过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产生影响;(2)市场导向因素和企业内部各因素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明晰了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机理.     

基于政府调控的绿色智慧港口转型演化及扩散研究

港口在推动全球经济贸易的同时给全球海洋和大气带来严重污染，港口发展受到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措施的约束与影响，港口发展面临转型。本研究基于政府和港口的双视角，考虑绿色智慧港口建设成本及政府调控影响，对政府港口双方的决策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探索政府调控下的绿色智慧港口建设演化路径，挖掘绿色智慧港口建设的主要推动因素，刻画二者在绿色智慧港口转型中相互制约、共存共荣的关系。借鉴Lotka-Volterra模型测度绿色智慧港口发展扩散趋势，通过模拟政府调控力度刻画绿色智慧港口与普通港口的扩散形势变化，反映绿色智慧港口演化需求，揭示绿色智慧港口在无政府调控下发展的局限性，印证了政府调控对于绿色智慧港口转型的推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没有介入港口转型时，港口总是会向普通港口方向发展；当政府开始对港口转型进行调控时，绿色智慧港口发展竞争力加强、建设比率明显提高。绿色智慧港口发展速度与政府调控的强度是正相关关系，政府调控在绿色智慧港口转型不同阶段促进能力不同，随着政府调控力度的改变，绿色智慧港口的市场竞争力也持续变化，最终演化为政府和港口都满意的结果。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Workplace: 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Employees need to regulate their own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emotions of other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olleagues. How well this is achieved has important outcomes for both employees and the organizations in which they work.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science, however, differing approaches have emerged regard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ER)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 present review examines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ER and its measurement with a view to resolving the confusion that currently exists around interpersonal ER in a workplace context. To understand how this field of research has developed so diversely, the authors begin by demonstr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ree major individual‐level ER models on interpersonal‐level approaches: (1) the ER process model; (2) emotional labor; and (3)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oreover, to make sense of the range of interpersonal‐level research underpinned by these theories, the authors present a 2×2 categorization, developed by Zaki and Williams (2013), which shows how workplace researchers have variously approached interpersonal ER as an intrinsic vs. extrinsic process, with activation of either response‐dependent or response‐independent categories. This categorization broadly shows interpersonal ER theory used in work contexts tends to fall into four groupings as: (1) a purely extrinsic process; (2) a differentiation of extrinsic interpersonal from intrinsic individual ER; (3) co‐occurring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interpersonal ER; or (4) interpersonal coregul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ER and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s.     

An integrated micro- and macrolevel discussion of global green issues: “It isn't easy being green”

Two key issues arising from globalization of world markets are the impac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reat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se issues are usually referred to as “green” issu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global green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a number of environments that include the socioeconomic, political, technological, and competitive arenas.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wo conceptual models by Maslow (Maslow, A.,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Harper & Row, New York) and Cateora (Cateora, P.R., 1983.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4th. ed. Irwin, Chicago, IL). The goal is to bring together both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and a macrolevel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through analysis in multiple environments that are affected by green issues. This integration is viewed conceptually as a recursive system of mutually reinforcing causes and effects at the micro- and macrolevels.The leitmotiv throughout the paper is that “it isn't easy being green,” either for consumers, activists, corporate leaders and managers, or public policymakers. Practical examples are presented to support and illustrate the discussion.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a new approach is needed to business in general through a new dominant social paradigm (DSP) and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particular in order to achieve bo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conclusion,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by consumers and managers alike is underl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