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种污染物损害和生态补偿的跨界污染合作治理策略研究

基于多种污染物(非累积性和累积性污染物)对环境造成差异化损害与生态补偿机制的视角,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建一个由受偿地区和补偿地区组成的两相邻地区间关于跨界污染最优控制博弈模型,分析两相邻地区间分别在Stackelberg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这两种情况下的跨界污染治理策略,包括污染物排放量、治污投资以及生态补偿系数等,探讨污染物存量及治污投资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这两种情况下的最优解进行比较分析。理论及仿真分析结果表明：Stackelberg非合作博弈下补偿方的最优生态补偿系数仅取决于两地区开展环境治理的收益情况,而与其他因素无关。然而,合作博弈下,每个地区均会考虑非累积性污染物对相邻地区造成的损失;每个地区将增加治污投资;合作剩余受累积性污染物存量损害及非累积性污染物对相邻地区损害的影响,但与非累积性污染物对本地损害无关。无论是Stackelberg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污染物存量与治污投资存量均受其初始存量等因素的影响而呈多样化的动态路径。     

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环境规制部门执法策略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规制中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博弈双方的决策演化规律,着重分析了地方规制部门环境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决策演化规律一共包含12种情形,对方策略既定条件下治污和执法策略的相对净支付决定了博弈主体策略选择。加大中央(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规制部门的奖惩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能够促使地方规制部门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且加大奖惩力度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执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干扰,其次是环境执法成本。污染削减技术创新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环境执法力度,实证结果表明其降低了环境执法力度。企业污染物产生量越大,地方规制部门越倾向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地方规制部门的环境执法特征是现有政治、经济和环保体制下多方互动的均衡结果。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基于代际的视角

经济转轨时期,任期限制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形成了地方官员特有的“政治生命周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从代际维度了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表现,探索纠正此类问题的对策与途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政府规制下的企业环境责任

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环境状况。环境规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在社会性规制中不断加强的领域，我国的环境规制也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企业作为政府规制的主要客体，保护环境既是其应尽的义务，更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比较淡薄，     

公共品供给视角下的政府环境规制特征及其改进

在公共品供给视角下对环境规制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作为政府规制中特定位面的环境规制不仅满足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还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区域性、代际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影响并制约着环境规制的有效供给。在我国,环境规制供给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参与不足及规范不够等方面,有待加以优化改进。针对环境规制的特征及供给问题,可以建构相应的改进行为策略。     

基于政府俘获视角的食品质量规制博弈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规制存在巨大问题,本文在企业与政府质量博弈视角下引入考虑政府俘获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对食品质量的影响。     

环境规制下的投入产出效率及规制成本研究

现实的生产活动往往同时具有期望和非期望(主要是环境污染物)两种产出.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具体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利用环境生产技术建立一组效率评价模型和成本测算模型,并依据不同的效率导向从环境效率、经济效率、综合效率和两阶段效率等多个角度实证研究2001年～2005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入产出水平和不同环境规制下的成本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总体的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普遍偏低,差异也较大,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变动并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反映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效率与环境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期望产出最优后仍有进一步削减非期望产出的可能,严格环境规制下的成本明显高于一般环境规制下的成本,且两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环境规制与要素禀赋对污染排放区域转移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2005年—201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环境规制水平和要素禀赋水平作为影响因素,来研究二者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省际确实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计量的方法对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下区域合作减排演化博弈研究

通过构建政府间减排演化博弈模型，模拟了无约束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独立减排、合作减排及在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独立减排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无环境规制的独立减排情形下，先发地区减排意向薄弱，后发地区有减排意愿，但减排效果不显著；（2）合作减排时，当协同收益小于交易成本时，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减排博弈最终会向地方政府一方减排一方不减排的方向演进；当协同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通过合作减排，提高了减排意愿。（3）地方政府独立减排条件下，环境规制仅在经济后发地区可以起到作用，减排效果并不显著。通过提高协同收益、减低交易成本及有效促进区域合作减排，对实现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环境战略的形成机制:基于微观动力视角的分析框架

企业的环境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依据企业内外部环境驱动力的作用层次,从绿色消费、环境规制、市场结构、内部驱动以及制度影响5个层面,提出了分析企业环境战略形成机制的框架体系和研究内容。在研究视角上,为体现企业环境战略和其他战略的协调统一性,应该将"绿色属性—传统属性"两维划分的企业产品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揭示企业面临多重环境压力下的行为机理。     

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下考虑政府监管与公众监督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问题,特别是企业不当的环境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已成为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能够驱动污染企业积极实施绿色环境行为,基于此文章引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致立于驱动企业环境行为朝着理想的状态演化,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条件,构建了政府、污染企业与公众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三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况下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演化稳定策略,探索第三方国际环境介入下的三方决策主体的演化路径和规律,进一步揭示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价值。最后,通过仿真分析研究影响三主体最终策略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政府策略选择对企业是否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公众是否参与监督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具有引导作用,公众是否监督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影响企业是否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政府、企业与公众三主体的最终策略选择不仅与各主体的初始参与比例有关,同时与其余参数的初始值有关。在不同背景下,政府、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理性决策和策略选择,使得三方博弈主体的行为选择能够朝着理想方向演化联合有效遏制企业不当的环境行为,为企业绿色环境行为的积极实施提供相应的参考。     

大气污染府际间合作治理联盟的达成与稳定——基于演化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主要有属地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逐渐成为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共识。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行为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探究地方政府间达成并巩固合作治理联盟的因素。比较有中央约束和无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属地治理和合作治理四种演化博弈结果表明：在属地治理背景下,无论中央政府是否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地方政府均倾向于“搭便车”行为,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在属地治理中面临失灵;在合作治理场景中,地方政府的稳定策略均向达成合作治理或均不治理的方向演进,但在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稳定策略能快速有效得向合作治理的方向演进。为实现大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地方政府间必须形成有效的合作治理联盟,合作收益是达成大气污染合作治理联盟的必要条件,而合作成本与中央政府约束的程度决定了合作治理联盟的稳定性。     

腐败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非正规经济的视角

现有关于腐败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多数忽略了非正规经济的作用,而非正规经济的存在将会影响到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腐败通过提高非正规经济规模增加了环境污染;同时,腐败通过减少正规经济规模降低了环境污染。基于199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活动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腐败通过扩大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显著为正,腐败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说明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占主导。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腐败程度越高,非正规经济对中国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考虑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考虑地区环保投入具有策略互动特征的基础上,模型分析了禀赋和财政能力差异对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影响,并讨论了平衡地区资源禀赋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间环保联合产出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特征的引入,使得环保联合产出最大化对应于适度的地方政府资源禀赋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过大或者过于平均,都不利于激发地方政府活力,为高质量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条件。此外,专项转移支付政策相比于总量转移支付政策,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投入努力;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在实践中的信息对称要求,建立市场化运作资金池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安排是进一步加大地区环保投入水平的可行政策。从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确保环保投入发挥成效,测度地区生态外溢效应、优化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建立市场化运作资金池、提升横向转移支付占比等方面,提出提升我国环保投入资金使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Large Compan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This article provides evidence to the debateabout whether or not investments designated for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technology standards favor or harm the workproductivity of companies. A panel data modelis analyzed, which panel refers to 53 largeSpanish companies quo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and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a subsidize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gram during the1990–1995 period, specifically in the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am for theEnvironment (PITMA). A Cobb-Douglas productionfunction is used to relate the workproductivity to a measure of the pollutionabatement investment dedicated to compliancewith standards. The resulting negativecoefficient, although close to zero, should notbe interpreted as a result derived from justany kind of regulation, but rather a result ofthe kind of regulation analyzed in this work,meaning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regulation thatoften binds companies to make environmentalinvestments that are not productive in theconventional economic sense, although they areproductive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In addition, and in order to specify the kindof company to which the conclusions of thispaper are applicab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companies that participated in PITMA areanalyzed comparatively with companies that didnot participate.     

价值共创视角下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的合作创新演化博弈研究

以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建立运营方与入驻企业的合作创新博弈模型,首先分析双方的收益与成本参数的变化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随后引入双重奖惩机制并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博弈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众创空间运营方与入驻企业合作创新主要受到创新总成本、运营方监管成本、成本分担比例、额外收益与额外收益分配等因素的影响;引入奖惩机制后,保证金、损失、罚金与奖励金均正向影响博弈双方的合作创新行为,说明奖惩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博弈双方价值共创的困局。探究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对进一步促进我国众创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府治理视角下平台电商信用监管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

为破解不完全信息下平台电商的信用“监管困局”,本研究在平台电商、消费者与政府三元主体联动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平台电商与消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调整的过程,最终博弈系统演化轨迹呈逐渐收敛的趋势。具体而言,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下,当政府惩罚力度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政府动态激励机制下,当政府对平台电商的激励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大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要优于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而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小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与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几乎接近。由此可见,政府应将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适度监管,以此追求信用监管的动态平衡。另外,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声誉评价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高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而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低,平台电商反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