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源氏物语》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现状

《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已有千年的历史。它的问世要比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早三百年之久，比意大利但丁的《神曲》早三个世纪。它不仅是日本文学的瑰宝，也堪称世界文学的艺术奇葩。它的问世，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以“物哀”作为中枢和美的主旋律，支配着平安时代的文学走向，同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作家创作的文学典范。本文主要针对《源氏物语》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情况做了较具体的介绍，从80年代至今，跨越二十几年，希望能给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独托幽岩展素心——关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思考

《红楼梦》是对中国文化深层资历史反思的文学结晶。它的诗意化了的文学思维远远大于任何的历史具象。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思维,是超乎理性和形象思维的“诗意思维”。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王蒙《活动变人形》对启蒙的审视和反思

《活动变人形》是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是王蒙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倪藻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展开回望。在回望中摒除理论概念，客观而立体地呈现历史中的现实，通过个人话语体系的构筑、变化描写，考察、探索历史、文化的变迁，凸显了被启蒙者的存在，改变了“五四”时期被启蒙者被转述的历史，进而反思、审视启蒙。小说在回望、审视历史过程中发现语言作为思想文化承载体，具有超强的恒定性，这种发现为我们考察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日本历史小说巨匠海音寺潮五郎的中国题材

日本现代历史小说大家海音寺潮五郎,在中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也颇有创获。他的长篇小说《蒙古来了》是表现13世纪中日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具有广阔世界视野的大作;以中国古代史为题材的短篇集《中国妖艳传》和《中国英杰传》,表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在1960年代日本社会流行的“孙子热”中应运而生的长篇小说《孙子》,却不逐时流,表现了宁静致远、激流永退的人生追求,从求诸于内、自我修养角度把握了孙子及中国兵法的精髓。     

試論“五四”新文学陣营的分裂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我国现代文学领域内充满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五四”时期新文学领域内矛盾和斗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新文学阵营出现了种种分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包括新文学阵营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作了历史的分析,将这种分裂称之为“伟大的分裂”。本文根据不     

人与事：“创伤记忆”的文学叙述与精神超越——评胡尹强长篇小说《不成样子》

长篇小说《不成样子》将“有情的历史”作为小说对上个世纪50年代那段历史回顾与重述的基本原则，并藉此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以及解读历史真相。这样一来，小说从一开始就自觉摆脱了那种一度被追捧的故作姿态式的冷漠与客观，也不屑于对叙述方式的刻意强调与近于迷狂的形式主义的实验热衷，尽管小说中也描写了惶惑、动摇、不确定或者自我分裂与背叛，但这些都是用一种清晰而明确的语言叙述与表现出来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始终渗透在《不成样子》的人物、主题和故事之中，     

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的建构——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开始由理论上的探讨走向实际的创建，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创造了令世人吃惊的丰功伟绩。后来这种“红色”逐渐走向封闭，走向“文革”，最后险些导致崩溃。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它的痕迹？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秩序、创作主体、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得力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     

弗·施莱格尔与德国浪漫派的“文学”概念解证

早期浪漫派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盛期和晚期浪漫派理论只是其变奏和展开。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奠基者,弗·施莱格尔的《论希腊文学研究》《〈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等早期著述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Poesie”在他那里是一个大概念,或曰关键概念,也是理解早期浪漫派的重要路径。然而,历史文本中的“Poesie”(英：Poetry)一向被中国学界汉译为令人困惑的“诗”,“Romantische Poesie”也因此被对译为“浪漫诗”。但在施莱格尔那个时代,“Poesie”并非中国学人望文生义的“诗”,而是“文学”,也引申为“诗意”和“诗性”。在早期浪漫派那里与彼时德意志历史语境中,对于“Poesie”的这种理解包含重新追问世界本源的诉求。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力图通过演进的综合文学、浪漫反讽、新神话等理念,探索将世界浪漫化的激进方案。这种认识努力无疑赋予“Poesie”以新的内涵,这也应当是我们译介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

得益于《大同报》与《新满洲》的长篇小说征文而有所谓“发荣”的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定型于征文所倡导的中心意识及获奖作品的导向意义，其“滋长”之意亦运行在日本及“伪满洲国”所限定的文学轨道上，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之保持距离，这使得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大多具有浓烈的殖民意味。只有极少数作品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时代症候，令人感到“伪满洲国”众多青年精神上无所依托，时时处于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与幻灭感中。这一“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使得东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成为文化伪劣品（甚或剧毒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极个别作品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由东北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铁血湘西》：“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文学湘西”存在三种审美境界,即诗意自然的湘西、风土民俗的湘西和乱世铁血的湘西。邓宏顺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围绕土匪张玉琳“玩枪”“ 拖队伍”和中共地下党陈策搞武装建立“湘西纵队”两条线索,正面开掘“铁血湘西”的审美资源,展开了现代湘西乱世中的乱局与险象,具有鲜明的“文学地方志”特性。作品 显示出一种以历史大势为框架展开和判断乱世人生的“正史”气象,但也存在以事带人而影响人物典型化、历史味重而人文气息略有欠缺的局限。     

论美国华裔文学中“根意识”的嬗变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华裔文学起于19世纪华人移民美国时的“天使岛”诗篇,从早期的《金山歌集》、《埃伦诗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小说的崛起,美国华裔文学历经坎坷,逐步登上了美国经典文学的舞台,它是一面镜子,较真实地反映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成长经历。由于历史上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排斥、挤压甚至敌视,华裔及其后代有着强烈的种族和身份意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根”,但是这种“根意识”也随着华裔在美国特殊的生活经历而发生嬗变,构成了华裔独特的族裔体验。     

论《随想录》的“历史现场保护意识”——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随想录》的言说风格,体现了巴金的“历史现场保护意识”。倡言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是这种意识和谐、完整的显现,也是一位世纪老人思想智慧的集中呈现。其意在倚重“五四”新文化资源,重建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空间和人格范型,追忆巴金的意义在于在当下语境中为知识群体树起一个价值坐标。     

20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流变

２０ 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源自１９ 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接受语境,使得“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近百年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一个隘化———转化———泛化———神化的过程。原本是一种文学形态的“现实主义”,最终被视为文学的本质及典范。当前的创作与批评应当走出神化“现实主义”的误区,创造新兴的文学形态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叶圣陶的教育情结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

叶圣陶是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始终情系教育、献身教育的著名小说家,他写于 20年代的著名长篇小说《倪焕之》不仅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重要信号,而且也是他的教育情结和历史感受的艺术释放。本文探索了叶圣陶的教育情结与主人公倪焕之的心灵变迁的关系,着力透视了主人公的精神典型意义,并揭示了小说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