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命周期、公司治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非效率资本配置治理效果的检验大多局限于静态层面,本研究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随企业生命周期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变化,且不同阶段差异显著,但投资不足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几乎不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发生演变.在过度投资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在成长阶段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大股东持股在衰退阶段加剧过度投资.在投资不足组,管理层持股能够降低公司投资不足;成长阶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成熟阶段中的独立董事反而加剧投资不足.     

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4～200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自由现金流量较多的上市公司中,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对该类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更大的治理效应.这为我国治理企业过度投资提供了新的路径.     

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股价信息含量代表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其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以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股价信息含量的度量指标,在借鉴Richardson模型计量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基础上,以2001年～2008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视角研究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企业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还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证券市场信息效率的提高可以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证券市场信息效率对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作用的微观机理.     

代理冲突、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发生控制权转移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过程中的治理效果,发现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能显著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非效率资本配置,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但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行为财务学将公司的管理者与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引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当中,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投资决策分析的不足.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比较显著,分析过度自信对于公司投资行为非效率化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对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表现做出总结,有利于进-步改善和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     

关联交易对公司投资是效率促进或利益冲突?

本文应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以公司治理变量为转换模型的选择变量,把公司治理分为强弱两个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在不同公司治理机制条件下,关联交易利益流向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在强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关联交易利益的流向提高了投资效率,即关联交易的净流入抑制了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关联交易的净流出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抑制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支持上市公司的效率促进观点;(2)在弱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关联交易的净流入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关联交易的净流出与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支持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利益冲突观点。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在理论上,公司债权资本有利于约束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使公司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本文利用投资总量分析和托宾-Q方法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没有发挥理论上应有的作用,抑制公司的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会计估计的准确性、行业共识信息与个体投资者的决策

会计信息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质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会计估计在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也为公司管理层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实验检验了对会计估计的准确性进行事后披露这一机制是否有助于个体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以及行业共识信息对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事后披露会计估计准确性的信息只有通过行业共识信息的辅助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只有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个体投资者才能够正确识别会计估计准确的原因,也才能够进行正确的归因,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2)投资者对会计估计的准确性会产生不同的归因,投资者的归因进一步影响了其对管理层评价,而对管理层的评价影响了其对公司市盈率的评价,对公司市盈率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对其投资可能性的判断.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基于动态无标度网络的信息策略与羊群行为演化研究

传统的人工股票市场效率不高,对投资者的异质性假设缺乏经济学含义,更没有考虑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羊群行为的影响。本文以国外期权市场异质信息交易者模型为基础,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在传统人工股票市场中引入异质信息策略与动态无标度人际关系网络刻画的羊群行为构建出新的人工股市模型,进行投资者的信息策略与羊群行为演化研究,对比分析不同机制的引入所带来的影响,揭示动态关系网络环境下信息策略演化结果。研究发现：一方面,信息策略演化机制的引入加快了市场均衡速率并提高了市场效率,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投资者财富水平并拉大了财富差距;信息策略与羊群行为的演化并不会导致投资者完全向内幕信息交易者聚集,高、低信息档次投资者明显居多且其他信息档次投资者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动态关系网络下羊群行为的引入增强了投资者的被传染程度,并进一步缩小了财富差距且显著提高了内幕信息的扩散质量与效率。所以,互联网关系网络环境下高、低信息档次投资者占据相对优势,但其他信息档次投资者并不会被挤出市场;监管部门在努力寻求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应在投资者财富与社会总财富等方面进行适当权衡。     

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本文以2004-200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Richardson、verdi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实制度背景下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不同于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本文不仅检验了盈余质量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还对盈余质量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盈余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能直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间接促进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一研究结论对理解盈余质量在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中的作用,以及了解盈余质量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传导机制和路径模式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信息不确定性与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PEAD)——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一直是财务学和会计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对PEAD现象的存在性和持续性问题作了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信息质量是PEAD产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既可以通过影响未预期盈余的大小,间接影响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这主要表现在,信息质量差的股票多集中在未预期盈余极端组合中;也可以直接对PEAD产生影响,即在盈余公告后,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平均累计超常收益大于信息质量好的投资组合。另外,随着时间推移,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理性的投资者对盈余公告中的相关信息的解读,信息不确定性下降,风险逐步释放,所以这类股票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而信息质量好的股票有较少的信息不确定性,故超常收益下降较少。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本文探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未来盈余分解为行业成分和公司特质成分,考察股权激励对不同成分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模式股权激励对上述关系影响的差异。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间的数据,本文发现：（1）股权激励提高了当期股票收益率与企业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2）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影响投资者对行业成分未来盈余定价,但会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3）管理层的股票型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同时也能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但股票期权激励并无上述作用。研究结果意味着,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披露的代理问题,激励管理层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的搜寻成本,最终通过加速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融入股价来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本文揭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微观机制,同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基于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新8项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施后,亏损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在考虑公司个体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堆栈回归法,采用随机效应影响的面板模型对不同年度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亏损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后增强了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计提的减值准备数据本身也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还发现盈利年度的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更有用,以及投资者不能有效识别微利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而对于巨亏公司与通过转回减值准备方式盈利的公司来说,其会计盈余数据的决策相关性显著低于对比公司,投资者能有效识别其会计盈余质量,这为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规定的关于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可转回的会计准则变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多基本面下异质交易者竞争及流动性分析

假设风险资产出清价值由多个基本面组成，比较分析了同质与异质信息结构下交易者策略的相互作用及对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交易者人数增加所导致的竞争会提高市场流动性及市场信息效率，同时对同质交易者产生挤出效应和对异质交易者产生促进效应；异质知情交易者在私人信息质量方面的竞争则会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市场流动性；异质交易者间通过信息质量的竞争决定收益分配。理论上，市场流动性存在最佳状态。     

引入投资者关注的中国股市协方差预测——基于多元HAR类模型

众多经济事实表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一方面，投资者由于有限关注，无法及时掌握市场上所有投资决策相关信息，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另一方面，某些信息会诱导投资者过度关注和过度交易，导致价格信号中包含更多噪声。这些都会造成短暂的错误定价，引起资产价格波动和资产间相关性的变化。鉴于此，本文认为投资者关注是影响资产多元波动率的一个重要外生因素，用百度指数衡量中国市场个体投资者关注，将其引入已实现协方差的多元异质自回归类模型，刻画个体投资者关注的变化对资产协方差的非对称影响，同时区分电脑端和移动端百度指数对协方差预测的不同贡献。采用2014年1月2日至2018年12月28日的50ETF成分股高频价格，和以股票简称及“50ETF”为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百度指数代理的个体投资者关注蕴含对协方差预测有益的信息，将其引入协方差预测模型显著提升拟合性能和样本外预测能力；投资者关注的变化对资产波动及相关性的影响均存在非对称性；引入电脑端百度指数比引入移动端百度指数对协方差预测性能的提升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肯定了引入投资者关注对协方差预测的积极作用，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有实际指导意义。     

Acquisition and Disclosure of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We study a firm's strategy for acquisition and disclosure of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by establishing linkages among information quality, managerial self‐interest, and production planning. We develop a multistage model in which a manager of a publicly traded firm first receives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demand and then uses it to make production and disclosure decisions. We consider two prevalent disclosure models employed in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all‐or‐nothing and cheap‐talk models. In the all‐or‐nothing model, it is assumed that any disclosure must be truthful, but the manager can strategically withhold information. We show that the manager commits to acquire the value‐added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if (i) the managerial self‐interest in the interim share price is low or (ii) the managerial self‐interest in the interim share price is high, but the fixed disclosure cost is either sufficiently low or sufficiently high.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firm is better off if the production level is observable to the financial market because multidimensional signaling reduces costs. In the cheap‐talk model, we assume that the manager's disclosure may not be truthful. We show that the manager's incentive to acquire value‐added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penalty cost for misleading investors. Therefore, a high penalty cost for misleading investors can encourage the manager to obtain more precise 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improves the firm's cash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