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驰道直道考议

一、秦驰道上的装饰植物“隐以金椎”考 《汉书》卷51《贾山传》对秦驰道有这样一段记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在“金椎”下,服虔注曰“：作壁如甬道。隐,筑也。以铁椎筑之。”又颜师古补注曰：“筑令坚实,而使隆高耳,不为甬壁也。”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秦始皇赶山鞭传说的流传变异

赶山鞭传说在全国各地流布极广,类型多种,主题则并不尽然.其中用鞭赶石在鲁班传说、佛道斗法传说中屡见不鲜。而就其主题的深度而言都不如秦始皇赶山鞭传说。秦始皇赶山鞭传说刻画了秦始皇的丑恶形象,赶山鞭这一细节从神授予秦始皇变异为秦始皇掠夺之所得,使人物性格收到了强烈的反差艺术效果,也使主题从赞美变为揭露,扩展了作品的内涵,体现了人民的审美情操。它虽不及四大传说中的孟姜女传说著名,而又不失为反映人民疾苦的优秀之作。它从北到南、从汉族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传闻,在漫长的流传岁月中,它不断充实自身的内容,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本文就其流传变异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013 018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从人及其亲属、舍人除被处死刑者外,均被输往巴、洞庭、苍梧等边境郡县,从事制盐、种田、土木工程等劳役,终身不得赦免。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因某突发事件,赦免部分故代从人。秦始皇对从人的态度反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诏和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中。     

以律导民:秦始皇对两性关系的调整

对秦始皇而言,征服六国并不意味着统一的完成,创建法律制度与整顿社会风俗对巩固统一具有重要作用。秦始皇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十分重视整顿社会风俗,将其与征服六国相提并论。秦始皇制定律法严厉制裁婚外性行为,并多次巡游天下,反复申诫相关规定。这些法规适应了政治大一统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本文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相关材料,就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秦始皇的造神以及水神与海神信仰三个方面,指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意识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他不断到海边巡游,甚至不惜进行海洋航行以战胜"海神"之恶神,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着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中国并非如日人所述系"南船北马"的"两个中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从内陆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说,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徽商故里大酒店联集锦

1、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一楼“新安堂”内联） 释：明清时期的徽州是富贵华丽之乡。徽商驰聘商场数百年。甚至掌控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实是得了徽州这一方山水的灵气。齐云山古称白岳，与黄山比肩而立，合称“黄白”，两山钟灵毓秀，是徽州人杰地灵的象征。当时民间盛传“如果想升官发财，得先到黄山和齐云走一趟”的说法，在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笔下，便有了“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     

论李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代表,又是颇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在秦始皇为统一中国和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秦始皇死后立即遭到了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杀害,并为历代反动派所恶毒攻击和诬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恶狠狠地咒骂“秦始皇之法”,公开诋毁“焚书坑儒”。而李斯就是“秦始皇之法”的制订者之一,“焚书坑儒”的主要倡导人。因此,     

《文献通考》六评

一、《通考》的写作目的和宗旨，是想说明历史“会通因仍之道”，同《通典》大相径庭《文献通考》的写作目的和宗旨，在于“融会错综，原始要终”，以究其“变通驰张之故”，实有别于《通典》。写作《通考》的意图是想说明历史“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撰修《文献通考》的意...     

颜子安贫辨

<正> 世儒常以“安贫乐道”赞许颜子,于是便有了颜子“安贫”说。但“安贫”一说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明颜子对待“贫”的态度,因此有加以辨正的必要。一,“安贫”非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熏陶和哺育了孔门诸弟子,我们在研究孔门弟子时,自然要涉及到孔子的思想。特别是要了解“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的颜子对待“贫”的态度,更     

可贵的情操

唐宪宗那时,当到左军中尉的太监吐突承璀奉命修安国寺。他准备在那里竖起一座歌颂唐宪宗的圣德碑,兴兴头头地一面修大碑楼,一面建议请宰相李绛起草碑文,还准备了一万缗钱作稿酬。谁知唐宪宗让李绛执笔,李绛不独不买帐,反而泼他一盘冷水,说:“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说得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马上曳倒碑楼。吐突承璀开始还想拖着,希望皇帝总得收回成命,于是推客观,摆困难。也不晓得是生李绛的气还是生吐突承璀的气,唐宪宗厉声道:“多用牛曳之!”于是动用了成百头牛来把碑楼曳倒。     

评议“码家军”

计算机汉字编码,种类数以百计,人称“码家军”。 每个新方案出台,作者都觉得自己有点象当年统一全国的秦始皇。著名作家邵华著文分析了原因,还提出了“群众评选”、“自然淘汰”等建议。试想,维持和发展一支庞大的“码家军”园家损失多大?用户何去何从?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44 塘尾村“康王宝诞”

七夕乞巧是中国传统民俗，但在东莞石排镇塘尾古村却有另一番情景：全村男女老幼在锣鼓喧天的阵势下，“抬大神”全体巡游一七七庆“康王宝诞”，这成了岭南地区清朝民俗的“活化石”。每年的七月初七是北宋抗辽名将康王的生日，其忠心报国、勇猛杀敌的英雄气概为后人敬仰，随着后人世代祀奉。塘尾村“康王宝诞”的民俗从清朝开始，延续至今。当地人相信，只要为巡游的康王抬过轿子，康王便会给他带来一年的好运。     

秦始皇的恚恨

秦始皇的恚恨林剑鸣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公元前２１０年（始皇三十七年），当秦始皇巡行全国的大队车骑来到风景如画的江南，驻跸在山青水秀的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时候，曾令人刻石歌功颂德。在这块被称之为“会稽刻石”的铭文中，留下一段异乎寻常的文字：“饰省宣义：...     

春秋圣化大趋势与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春秋时代,周礼下移;春秋诸子,开启圣化大趋势;从民心到人性,从“有德”到“有道”,从礼仪到礼义,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