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训》中的“乐”与“圣”

不管是修身,还是治国,"道"对人的影响都很大。《原道训》对"道"在这两种领域的作用都进行了阐述,把修身的"得道"称为"乐",就是指让人自身的各部分都处在适宜的位置;把治国的"得道"称为"圣",就是指让社会的各部分都处在适宜的位置。"乐"与"圣"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以"道"为基础的"全其身"。     

《毛诗序》作于毛亨考

据载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本文从外部经学背景与《序》、《传》内在关系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发现《毛诗序》原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因而《毛诗序》的作者也应该是秦汉之际的毛亨。     

略论道德意应能力及其培养

道德意应能力是指个体能对外界事物产生一定的道德态度 ,形成一定的道德意向 ,并推动个体据此行动的一种能力。它影响个体品德发展的动力系统 ,制约着品德发展的进程和水平 ,有助于增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学校教育应重视道德意应能力的培养 ,可以从道德的需要、动机、情感等方面进行。     

论新诗韵九道辙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新诗韵是指与旧诗韵相对而言且与现代汉语口语语音相谐和的新韵书。新诗韵九道辙是在前人诗韵改革基础上进一步通押合辙的产物,它包括“发、来、高、战、唱”五个专押的单一韵辙和“斗、诗、风、乐”四个通押的合成韵辙。今人诗词创作的实践证明,九道辙是可行的,从而在作诗选韵上突破了入声的限制,拓宽了韵域。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 程若庸 《增广字训》 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九道辙无入声,便利吟诗人--诗韵改革C

新诗有用韵和不用韵之分,旧诗大都用韵,其中律诗绝句偶句只押平声韵;韵书也有新旧之别。《九道辙》是据现代普通话语音编著的改革新韵书。普通话虽无入声,而按音值,平(阴平、阳平)、仄(上声、去声)分明,作律绝依然适用。据调查,旧读入声常用字1313个,派入上声、去声的704个,入声字仍为仄声,派入平声的615个入声字(阴平159、阳平456)仅占《九道辙》全部常用韵字的12.5%,并且该韵书为每个旧读入声字右上角都嵌有小六号‘入’字以便识别。从总体看,在7696个常用韵字中,平声3909个,仄声3787个,平仄交替基本相当。而从押韵看,615个入声字派入平声,扩大了平声字群,也就扩大了押韵的领域范围,为今人写律诗绝句提供了方便。《九道辙》对写新旧诗、格律体都是一部新颖而实用的韵书。     

王安石《洪范传》作年论辨

《洪范传》是王安石一篇重要的学术作品,但学界对其写作年代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因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阶段分期的特点,因此,确定它的写作年代对于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很有必要。与以往学者从该作品的最早版本,或从王安石对旧作进行“删润缮写”的时期来确定其写作年代的途径不同,通过分析王安石道本体论的演变,不同篇章中相关思想的关联及其人才观、君臣观思想内容所属的阶段来判定,认为传世的《洪范传》文本的写作年代应该被确定为王安石熙宁三年上呈给神宗皇帝前夕,属于其后期的作品。     

沧桑生命的沉郁回声——谈艾青的“归来”之作

沉寂多年之后,归来后的艾青不但恢复了业已形成的艺术个性,更以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开始了创作上新的追求与突破,伴随着对自我情感空间的关注,他逐渐走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此外,他将深刻的历史感渗透到复出后的新作中,并以历史主义态度去挖掘苦难对人们造成的精神内伤。在他的哲理诗中,平凡的事物在睿智凝练的语言点化下,蕴藉着充沛丰盈的人生哲理。     

贞元九年南诏三道遣使相关问题的研究

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入唐,其后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汉文史志《新唐书》、《云南志》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有记载,其材料也极有价值,但明显存在一些舛误,所记三道遣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内容也相互抵牾。分析相关史志所记及三方当时的情况与关系,可见:向唐中央政府及唐德宗提出背蕃归唐的要求与条件,是南诏三道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此次重大行动时间的确定,则与南诏、唐、吐蕃三方情况的变化及关系互动有关。     

洪州禅与韩国佛教

马祖道一的洪州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惠能禅法思想。“平常心是道”集中体现了洪州禅学思想特色。洪州禅以般若实相思想为标帜 ,旁采《楞枷经》、《起信论》、《华严经》等诸种经教 ,但其思想系统并非属于《楞伽经》等所确立的真常唯心论 ,而是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的有机结合。洪州禅在中唐的独盛 ,对新罗九山禅门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想尔注》中的“道诫”

在老学史上,<老子想尔注>借助对道家经典<老子>的宗教化注释,提出了一系列道教教理教义方面的初步原则.特别是注文围绕"道诫"所作的宗教化注释,在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注文一再强调道诫的重要性、规定道教徒要信道守诫,论证为善以及为善必须至诚等方面.但是注文一再强调的"道诫"--"想尔九诫"诫文,出自<道德经>而非<想尔注>,而<太上老君经律>中的二十七诫诫文可能出自<想尔注>,二者不是一回事.     

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欧洲战债与战后美国外交

世界战争债务问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美国对欧外交政策的一个焦点。围绕战争债务与德国战争赔款的关系,美国充分利用其债权国的地位,不断发展和扩大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以适应美国对欧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文论述了美国战争债务政策的发端,欧洲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向美国借贷上百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欧美之间就这笔债务的性质和解决办法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美国坚持必须偿还债务,战争债务与赔款无关的原则立场,但在具体解决债务问题时,则更多地采取了“现实”,“合作”的政策。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一部拓荒之作:《命相·谶应·占卜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在作者还是传播方面都有其特色,万晴川教授的专著《命相·谶应·占卜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城,开拓了崭新的研究视野,对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以及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对当前反对封建迷信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废墟之殇——聚焦应天齐威尼斯双年展回归之作

伴随着5月和风,在应天齐结束了201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个展《世纪遗痕与未来空间》之后,其回国后的第一次个展废墟之殇在798亚洲艺术中心开幕。展览以综合材料绘画、影像、装置等多种媒介作品再现了艺术家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的表现,并全面、立体地呈现了他对废墟文化和城市建筑遗产题材的持续关注和探索。     

政府为公众的民主权利“买单”值不值——对北京市九道湾社区直选的另一种注脚

民主选举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现在并不陌生,就居民手中紧握着的选票而言,选举实际上是民众参与和管理所居区域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社区》2002年9月份上半月刊曾登载了北京市东城区九道湾社区的直选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次直选的社会评价也陆续公诸于世。为此,本刊就九道湾直选的各界评论提供另一种视角和窗口,供广大读者审视。本刊编辑部     

“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反映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践行着知识分子个体和整个民族“新年的梦想”。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