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据彝文典籍史料《彝族源流》、《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等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以＂罗＂为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根据许多彝汉文献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

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长期以来与舜、禹一起被视为古代圣王政治的典范。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列尧为“五帝”之一,将其看做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尧的时代,在中国的古籍中被列为信史的第一章。今河北唐县,相传就因为是唐尧封地而得名的。《尚书》首篇即为《尧典》。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以前的黄帝、颛顼、帝喾,但文字简略,篇幅不足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率然轻信。对尧以后的记载,却具体生动,涉及广泛。司马迁在篇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讲话》价值的再认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有关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思想宝库,随着时代的演进,其理念价值逐渐显现。《讲话》所强调的评价文化艺术产品必须遵循＂两个标准＂,所确立的文化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核心理念和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文化命题,对当前的文化艺术工作尤其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思维变革等,具有极高的理念指导价值。《讲话》理念的创新性、先进性和文化传承健康性等文化价值发现,都需要人们以历史的眼光、时代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中华文化圈文化建设和人类文化追求目标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去认真解读《讲话》内涵。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绍兴贤人志》序

绍兴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城,自从春秋于越立城建都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而于越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见于正式历史记载,则巳达三千年之久。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一○○一年):“于越来宾”。这是于越从考古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开端。此后,于越的活动,屡见《春秋》经、传记载,于越部族不断滋繁,于越国家也日益壮大。     

我国何时进入奴隶制

根据考古的最新成果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认为，黄帝时代是原始社会逐步解体、奴隶社会逐步形成的过渡时期，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世说新语》中“驴鸣”的文化意义分析

＂驴鸣＂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符号,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伤逝》中两则资料对＂驴鸣＂作了记载。通过考察＂驴鸣＂产生的多层原因可以从更深层面了解驴文化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意蕴。概言之,驴鸣消弭了高雅与庸俗、荒诞滑稽与庄严尊贵的界限,经过魏晋名士的演绎,驴鸣成为表现名士风流的道具,成为放任性情、挑战权威的表征。     

“重组”条件下的校园科技文化建设

在高校大力实施以科技实践和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校园科技文化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文中对高校校园科技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资源重组＂的思想,通过＂优化师生资源＂、＂借助社会资源...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

希伯来《圣经》记载了希伯来(犹太)民族早期所经历的游牧式的文化迁徙及其对周边异质文化的采借、融合和冲突。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文化元典,《圣经》的跨文化思想资源表现在它的一神论思想和单种论学说,也表现在它的民族学思维,特别是《圣经》对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交织融合,是《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特质所在。《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表现在它在元典传承中的超神学价值、普世意义、丰富的思想方法论价值和科际整合视野,以及它所显示的突出的现代性和前沿性上。《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对于反思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文化难题,不无启示。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     

九鼎考论

根据文献关于九鼎身世记载的矛盾性,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化发展演变过程,认为＂九鼎＂是层垒叠加而虚构出来的特定器物,并对此复杂而特殊的文化现象背后的古代礼乐制度、巫风文化以及统一观念加以探讨。     

"梅山苏氏"汉化史迹钩沉

以官方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相互印证,追溯北宋熙宁间向朝廷＂纳土献册＂的＂梅山峒酋苏氏＂源流与导致其族属演变的历史诸因,确定＂梅山文化＂这一特定历史性地域文化的主要创造和传承主体,是至今仍有部分生息在古梅山峒区,并仍在＂汉化＂的、以＂梅山苏氏＂为首的23姓土著族群后裔,他们与当代西南苗瑶诸族有共同的祖源;＂汉化＂进程中的＂梅山文化＂,是当代湖湘文化的祖源之一。     

倡导义理 不废考据——《欧阳修文献学研究》读后

两宋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在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却是大发展的时期,故武秀成先生给以＂古代文化之盛,莫盛于宋代＂（《陈振孙评传》卷首题辞）的高度评价。     

齐桓公时期盐业制度初探——以《管子》为中心

齐地自古产盐,《尚书》和《周礼》均有记载,现有考古发现也得到证实。齐桓公时,根据民众消费食盐的数量征税;同时国家组织民众,在秋冬季节晒盐,以高价卖给周边国家,获取巨额利润。齐国的盐业发展,首先因为齐国北部地区藏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姜太公及之后的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传统也具有重要作用。盐业生产主要是＂四民＂中的农民完成。齐国的盐业制度与其他工商业制度为齐国的富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齐国的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     

四岳考

在我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有所谓“四岳官”。《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中,都有所记载。据《尚书·尧典》说:“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看来,四岳可以直接替代尧的职务。尧、舜遇到大事也首先征询四岳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四岳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但是,四岳究竟是什么样的职务呢?历来却众说纷纭,向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四岳即“四方诸侯之长”。解放前出版的《辞源》、《辞海》等书就是采用了这种意见。最近出版的《辞海》又解释为“事实上是四方部     

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之真伪及其他

晚明戏曲小说评点之风盛行,在明刊《西厢记》中,有三种署名汤显祖批评,它们是师俭堂刊刻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署汤若士、李卓吾、徐文长合评）、《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通过对这些＂汤评＂的真伪、思想等问题详加考析,可以发现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与李贽、徐渭、陈继儒等名人评点一样,其真实性虽不高,但它们在《西厢记》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则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浅谈“两湖三地”共同打造屈原文化的设想

秭归、溆浦、汩罗是屈原三个重要的人生驿站,＂屈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鄂、湘文化的源头。如何打造＂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共同圈来促进三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一是应将三地打造成＂屈原文化＂的研究基地,因为两湖三地近年来所考古出土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物,很多可称得上是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活化石＂。二是开创＂两湖三地＂的屈原文化共同圈,因为＂两湖三地＂是屈原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区,之间既有很多的共性,也由于地理之差,各具文化特性。三是整合三地文化,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屈原文化＂,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好＂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品牌,利用好这个品牌为开发三地的旅游服务,对打造＂两湖三地＂文化经济圈,促进文化交流、发展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