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老子注的“崇本息末”思想

文章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注经方法三个角度来梳理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的思想。相较于王弼以前本末思想的基本观念,王弼不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本末概念进行扩充,而且结合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对老子思想的“守本”、“不偏”、“不尚”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崇本息末”。在方法论意义上,圣人的“无”与“自”的特性让“崇本息末”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成为可能,与“崇本举末”形成一个“守母”与“存子”的辨证关系。此外,王弼还将“崇本息末”贯彻到注解的方法之中,使得老子思想“致有理统”。     

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实质

文章认为,我国魏晋哲学家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本名教而末自然。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不少论者只强调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忽略了他对名教与自然对立性的论述。王弼虽然提倡“以无为本”,用大量笔墨去“崇本息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用自然取代名教,而是通过提倡自然而救治名教危机,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武器,这正是王弼伦理观的理论实质所在。     

王弼的玄学思想与骈俪文体——以《老子指略》为例

在王弼这里,骈俪文体作为一种结构原则、一种配置方法,深入了玄学思想的内部并富有成效地成为了玄学思想的载体。通过王弼对＂分＂的相关表述,对＂崇本息末＂＂道之与形反＂命题的论证和运用,那种由＂分＂所保证的对举范畴的二分对立以及＂道之与形反＂式的辩证法,既成了王弼试图要阐明的玄学思想,又成了从哲理层面对他使用骈俪文体的肯定与确证。可以说,王弼的玄学与骈文相互选择、相互契合。更进一步,从原始的＂三玄＂到以＂三玄＂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魏晋玄学,玄学和骈文这两条线索的发展实际上是相互推进的,二者在魏晋时期达到了最高层次的契合。     

论两汉宇宙生成思想与王弼本体思想的差别

以"本"与"末"之间关系的比较作为基本的理论进路,王弼自觉地展开了对世界普遍性根据的探讨。这种辨析"本"与"末"关系的研究方法也被诸多学者视作王弼哲学思想的特质所在,并进而将王弼的思想定性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对王弼思想本体论特性的评价往往被学者放在与两汉思想宇宙生成论的比较当中进行,汤用彤先生便认为玄学实现了由两汉宇宙生成论向魏晋的本体论的转变,王弼的贵无之学则是典型。那么在普遍性视域之下,王弼的本体思想与两汉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之间又有何差别呢?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魏王弼哲学思想概说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玄学最基本的命题,王弼的全部社会思想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这两个命题里:"崇本息末"是"崇本举末"的前提.只有"息末"才能"举末","息"的目的就是为了"举","举"的先决条件就是"息".无为而后有为,先"息"而后"举",这实为正始玄学最基本的要旨.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从王弼对老子古今观的改造看其古今观

王弼通过注释《老子》一书对老子的古今观念进行了改造。他改变了老子崇古抑今的态度,在崇本息末、以无为本思想诉求下对古今做到了真正的等而视之。但王弼在提出不迷信前人陈说的同时也注意对古代的探究。他认为只有做到对事物发展开端了熟于心,才能揭示事物的根源。同时在方法论上他又非常重视从当前出发来证实初始,从初始入手来把握近在眼前的事物,最后达到对事物规律的认识。王弼较前人应该是更为合理地处理了古今问题,这可以视为王弼玄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以象数扫落象数——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的变革

王弼《周易注》突破了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观下"占验灾异"与"推象通辞"的"象数",主张"随义取象",注重卦时与爻变,以自身玄理下新的象数,代替了汉儒烦琐推衍的旧象数,纠正了汉易"义理出于象数"的颠倒思维。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突破的核心,不在一卦一象的解释,亦不在所谓不论"互体""卦变"等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整个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试论三螺旋创新模式

三螺旋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促进创新的组织结构;三螺旋的运行机制由动力机制、互动机制、自反机制、适应机制等构成.三螺旋各运行机制通过合力作用影响三螺旋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而三螺旋组织结构反过来又影响三螺旋的运行机制.通过三螺旋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协同演化,可以逐步达到系统内部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调适,进而不断提高创新绩效.     

论王弼的“贵无论”思想

每一哲学思想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魏晋玄学这个阶段,虽然"本体"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但王弼的玄学思想中己产生了"以无为本"和"以无为体"的本体思想。本文根据王弼所处的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通过对王弼关于"无"的思想来源的探寻,分别从无作为本体、名教与自然无为的关系、得意而忘象的认识论三个方面来论述王弼的贵无思想。     

“无”何以成为一种实体性实存?——王弼“以无为本”思想之存在论意义辨析

在王弼思想的解释史上,人们通常习惯于将“无”理解成某种由于“不可名状”而被称作是“无”的实体性实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本身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且“有”也由此而作为某种“形名”之中的具体事物而失去了其作为“万物之母”的存在论意蕴.事实上,王弼那里的“无”并不具有这种实体性意义;而如果着眼于“道”的自我退隐机制来理解“无”,并始终坚持“有”在王弼-《老子》思想系统中所固有的那种存在论意义,那么,王弼-《老子》系统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显现出其全部的独特性:与始终拒绝“无”的问题、从而把“存在”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来使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不同,在这里,正是通过对“无”的问题的思想关注,“有”之为“有”才真正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根本问题.     

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

中国古代文化很大一部分融合在经典之中,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变革,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王弼的玄学并不是通过自创得以建立的,而是通过对于经典的阐释得以建成。在这种阐释过程中,化入了他卓著的思想智慧。王弼善于寻找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点加以调和,同时,也大胆地进行重解。通过其思想与智慧的运用,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重新确立了新的人格范式与情性伦理,从而使六朝文论有了新的形而上之精神蕴涵。通过阐释智慧的角度去认识王弼哲学与六朝文论的生成,是大有意义的。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王弼老学诠释中的矛盾及其解决

王弼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诠释为本体论,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主旨。以无为本的原则最终落实为政治上的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同时也导致了息末与举末的矛盾。对此矛盾学界提出了多重解决视角。文章在述论学界观点的基础上,从文本的思想与诠释者思想的区分,以及思想义理的层次性区分两个维度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视角。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     

理解、解释与实践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是诠释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诠释学从“理解或解释”到“理解与解释”的模式转换过程作了历史性的评析。作者指出,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建立独立的精神科学,将理解与解释严格对立起来,使之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即:自然——解释,精神——理解。这种观点易于陷入相对主义,为以后的诠释学家所不取。实证主义试图以自然科学来统一理解与解释,而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则着眼于从“对话”、“本文”来统一这两者。作者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基础乃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唯有语言与行为(实践)的相互诠释,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与解释的统一。     

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

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徐斌内容提要本文循着汉末新思潮社会关怀、人格关怀和思想关怀三条脉络，探讨了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和人文关怀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无论是何晏、王弼还是阮籍、嵇康，都不排斥儒学，他们强烈批评的只是体制化的过分压抑人的所谓儒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