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演进与路径选择--解读"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

依托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以迅速实现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在转轨国家现实的转轨进程面前逐渐丧失了解释能力,这推动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本文详尽解析了“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与扬弃,分析了“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内涵与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后华盛顿共识”对制度演进内在逻辑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对政府角色的重新估价以及对经济转轨路径选择多元性的分析,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中国转型的世界意义: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 ,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 ,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将造福于世界人民 ,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转型实践中遭到的挫折和"北京共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与当代金融危机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有些主张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华盛顿共识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不仅自身存在严重缺陷,而且相互之间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都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不仅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误入歧途,接连引爆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而且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陷入日益严重的失衡,最终引发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     

华盛顿共识与俄罗斯的经济政策

“华盛顿共识”根据货币主义理论 ,为经济政策规定了一整套标准措施。一开始 ,其目标是基本上实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后来被机械地挪用于后共产主义国家。然而 ,两者之间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差别。首先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非市场经济 ,在最初的阶段仅仅打破统一计划 ,放开价格 ,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的性质。其次 ,后共产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前者是工业化经济 ,其资源配置方式不符合市场原则。也就是说 ,它们向市场转型时 ,面临着全面重新分配生产要素的独特问题。在俄罗斯实施华盛顿共识的结果 ,是出现了一种怪异的、混杂的准市场体系 ,它对市场信号及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反常的反应 ,而且无法克服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于是 ,尽管说起来似乎矛盾 ,但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开出的药方 ,反而使俄罗斯经济体系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需要彻底变一变了     

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内在逻辑与实证检验——透过转型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各方面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根据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同资源支配能力划分出各个阶级,马克思的社会制度变迁的革命理论就是建立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内因取决于社会各级主体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和在利益驱使下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变也支持了这一点,这充分说明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转型)比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是更贴切和合理的。     

华盛顿共识后的“共识”

文章回顾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并尝试分析和回答"华盛顿共识"之后是否存在关于经济发展"共识"的问题。     

华盛顿共识与俄罗斯转型：一部失败的历史

此文考察了源于“华盛顿共识”的那些宏观经济药方对于 1 992年到 1 998年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作者回顾了这些药方的根源 ,并且指出 ,由于引发了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意见 ,关于这些观点从未形成真正的共识。然后 ,他又表明 ,这些药方在俄罗斯的实施导致了新的尖锐的批评。由于一味抑制通货膨胀而无视作为任何实际的宏观经济之基础的微观经济和制度的状况 ,便引发了经济灾难。俄罗斯经济的非货币化 ,以及萧条的持续和深化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实施“华盛顿共识”所鼓励和支配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正宗的宏观经济哲学内部的理论矛盾也说明了 ,为什么即使其负面的后果已暴露无遗 ,也无法校正那些观点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根源在于其自由化、稳定化的政策主张存在理论悖论.即在弱势货币与贸易逆差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实施自由化、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相互冲突.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一些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分析和辩证对待的.这些具体政策工具分为两类:一是我国目前正在运用但需要完善的政策工具;一是我国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需要创造条件准备实行的宏观政策工具.我国在借鉴"华盛顿共识"具体政策工具时,应当具体分析这些政策工具的目标和条件.     

风险、根本不确定性与转型经济理论创新

正统转型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或者理性预期的遍历性假设之上,因将风险与根本不确定性等同起来,积极倡导"华盛顿共识"和自由市场,所以看不到任何市场异常现象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一旦走进非遍历性和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些正统经济学的方案并不适用。而后凯恩斯经济学则把根本不确定性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变量,并据此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经济转型过程是非遍历性过程,经济转型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一个在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关键性决策,需要有效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稳定与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东亚经济的增长、危机与复苏

对东亚的经济成就和危机 ,“华盛顿共识”都是从市场法则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框架的角度来解释的。这种思路没有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完全竞争的环境、指标性政策的作用以及地区内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介绍有关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的争论 ,并用“地区性传染”来分析在增长、危机和复苏过程中的地区化进程     

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由于排斥政治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加上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构成其基本理论价值。而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试图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分析框架,它要么将政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察变量,要么就将政府行为本身作为其分析框架。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新政治经济学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政治思潮 ,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入手 ,深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形成、兴起和衰落的历史以及华盛顿共识出台、终结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改革发展道路时应注意的问题。     

不同转型模式下资本外逃研究

本文回顾了经济转型的两种模式 :华盛顿共识所主导的激进式转型模式和“渐进—制度”主义的转型模式 ,对不同转型方式下资本外逃的差异进行了理论分析 :激进式转型爆发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大 ,对经济的冲击较强 ;而渐进主义的转型产生的资本外逃对经济的影响较小 ,但可能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导致资本外逃的成因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最后针对两种转型模式下的资本外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试错法"改革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

本文讨论了在“试错法”改革过程中建立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笔者认为,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中特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政策分析的系统性错误。但主流宏观经济学引人入胜的公理化和逻辑化分析方法可以借鉴。这种借鉴应从深层次入手,考察并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然后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重要一面,我们提出了“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北京共识”：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解释力的分析

“北京共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转型作出了一番解释,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的国际对比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指出“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初步理论概括,目前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力尚显不足。在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北京共识”要注意在处理后改革时期的价值目标定位、对付外部挑战和满足国际性的理论诉求上作出努力。     

从“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中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世界奇迹。这是坚持由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创新发展的结果,实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发展模式的结果。北京共识因而越来越盛行。所谓马歇尔收敛,是指按照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收入水平上最终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倡导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家正是依据这一收敛信条,采用休克疗法来误导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所谓转型中自生,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始终立足国情,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使企业在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获得预期利润率,即获得自生能力,进而使整个经济体收敛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转型发展过程。     

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

在以往,由于所持的学科立场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法经济学关注的学者们并没有就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研究范围上包括从反托拉斯法到法律和法学的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偏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以麦乐怡为代表的非主流学派则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比较分析”,在研究范围上纳入更多意识形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济、政治、社会判断方法的综合。主流学派凭借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非主流学派试图突破法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这一发展趋势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转型的悖论与悖论的转型——基于"中国模式"对新古典转型经济理论的批判

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趋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随着"中国模式"正被越来越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绝对化和"为转型而转型"转型观表现出了更多的质疑和批判.     

“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本文回顾了中国法律改革的历史过程,并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经济逻辑。在和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相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法律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变法”模式由于充分注意到政治的交易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改革策略,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国法律改革的经验已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法律经济学含义是:政治过程在短期内是影响法律改革绩效的关键变量,治国者要想使转轨成为一个平滑、连续的过程,就必须注意在改革的每一步尽量减少政治交易成本,力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平衡的艺术”,而这在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框架内并没有得到有效说明,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应该为这种“变法”的“政治艺术”提供理论基础。为此,本文分别在政治市场和意识形态市场上讨论和反思了传统意义上的科斯定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