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论皇帝行使权力的类型与皇权、相权问题(上)

学术界一般把封建时代皇权、相权理解为彼此消长的关系,故有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说与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本文挖掘了一个既为人熟知,但又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古代关于皇权与相权的理论问题,并从它的产生、发展的根源、过程和特征的新角度,对专制时代的皇权与相权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皇权在本质上无大小,而相权却有盈缩。作者力躅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将权力的大小与权力的行使方式分开,将权力之争与意见之争分开,将个人权力与帮办机构分开。     

唐代政事堂制度研究

在我国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是封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负责人，“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种中央集权式政体为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的规范运作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皇权与相权（中央权力）的制约问题；二是皇权与相...     

中国封建政制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几点评估

皇权、相权与察权是中国封建政制的三项基本权力。三权之中，皇权至上至尊，相权与察权为皇权所派生，是实施皇权的工具。这种不平衡的三权结构，是中国封建政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根本缺陷。当相权与察权不仅受到皇权的监督制约，皇权亦受到相权与察权一定程度的监督制约，即三权比较协调，存在某种制衡关系时，便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封建盛世。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更多的情况是皇权的独断而无制约，因而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导致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王朝更迭，通过封建朝廷权力的重组，使失控的皇权有所扼制。这是对暴虐、腐败的绝对皇权的绝端的制约。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也积累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某些有益经验。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有明一代,其中央政府权力结构实质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嬗变,即中书省宰相负责制———七大部门分工负责制———监阁体制的演变历程。细考其嬗变的历史背景、始末历程可以看出,皇权至上、分权制衡是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内在地决定着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走向,进而对明王朝的政权运作、社稷兴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明清中枢机构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

明内阁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也是政府的中枢机构,曾经地位显赫.清朝建立后在内阁既存的前提下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并不是为了抑制内阁,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从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看西汉君权与臣权关系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继承了秦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以丞相、太尉为代表的臣权相对较大,掌握相当程度的中枢权力,不时与君权发生冲突,因而丞相与太尉经常受到皇帝的猜疑与限制。汉武帝即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相权,并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与丞相分权,但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发展形成大司马大将军大权独揽、皇权旁落的局面。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王瑞来先生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1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归纳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论清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

清代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本章参议国政,行中枢宰辅之职。但清代君主专制政治已高度强化,政治中枢运行内重外轻的双轨辅政体制。作为外朝的内阁,不仅缺乏主动、稳定和全面的议政权,而且没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清代内阁制度具有明显的非宰相性质。     

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一、唐初的宰相制度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始“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宰相”,后因唐太宗李世民尝做过尚书令,百官为避讳,“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唐初的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备,职权分明,三省长官俱为宰相,各自建立机构,职责严明,互为制约,共同辅助皇帝处理全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的稳定的政治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