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秦汉封禅

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的封禅活动 ,使封禅礼仪由传说变成国家最高祭天大典 ,在此过程中 ,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其中。正是儒家文化的宗法伦理色彩和人文情怀 ,将原始的封禅礼仪改造成政俗合一的御用工具 ,也中断了它由原始宗教信仰向宗教化发展的道路 ,并通过秦汉帝王的实践 ,成就了千古独步的封禅文化。同时 ,儒家文化在将封禅礼仪纳入其阴阳、天地、祖宗一体化大范畴的过程中 ,也丰富了自身的礼仪内涵     

武则天革"唐"为"周"略说

公元690年,武则天革唐为周.所以定国号为周,是欲以三代之周为其继承对象.围绕这一点,武则天在"革命"之前,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确认父族武氏、母族杨氏都"出自姬姓";追赠父武士彟爵周国公,后又为周忠孝太皇;依三统历重新编排夏殷周三代,而以周为天统;行周礼,用周正.而由于武则天最终无法突破血祭与儒教的传统制约,又使得武周一世而斩,李唐随之复国.     

封禅礼的经学意旨

封禅典礼遭到"非古""不经"的斥责由来已久,由检讨可知,此二说均难以成立,自阮元、孙星衍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就封禅之渊源进行过探索。在学界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有必要对封禅的经学依据进行系统的梳理。汉代谶纬之学已对封禅进行过主动的理论建设,就残存的纬书来看,封禅的功能在于考绩,封禅的现实依据在于天下治平已得到一定的彰显,这在《白虎通》中更有较成规模的理论建构。更早的《诗》《书》等六经经文则显示,聚土为封,除地为坛即禅,于山顶祀天告成是封禅的古义,此义与天子巡狩检视天下,最终以太平功成而告天的仪节相汇合,明堂的起源亦与之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八书"中设置《封禅书》,与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一脉相承,并且他又接受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地泰山封禅说,将两者糅合起来构筑其政治哲学。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实中去实行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现实封禅实践中所蕴入的封禅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典礼徒有其壳,从而表现出了"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各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注重修订仪利，发挥其中尊君抑臣精神，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无疑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够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利用礼仪制度来为她的统治服务。其政治手段之高明令人赞叹。武则天是怎样利用礼仪活动来为她的统治服务的呢？以下，我们对武则天时代（从光宅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中宗复辟）的礼仪制度上的一些重大举…     

从"降"字字义演变看先秦投降礼仪的形成

先秦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会出现投降服输的行为,在其过程中也往往伴随一些礼仪活动.有专家将这样的礼仪活动称为投降礼.在先秦时期,投降礼仪的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在对"降"字字义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降"字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投降"、"降服"之类的含义,其只有在进入春秋时代才真正具备了"投降"的含义.也就是在春秋时代才开始有了系统的投降礼仪.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先秦"正名"学说与礼仪称谓的意义生成

命名是万物意义的显现,是人和世界的出场.由普通名称进入到礼仪称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语辞的修饰和转换,而是人文精神的觉醒、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文化秩序的构建,礼仪称谓具有特别意义.先秦诸子时代的名、实大辩论和儒家的"正名"学说,是对前诸子时代制名实践的理论探索与总结,礼仪称谓意义的生成与扩展显示出这一理论成果的重大影响.从语辞角度而言,礼仪称谓是语言艺术,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理论意义.     

符命的文体渊源与《文选》"符命"模式

<文选>有"符命"类.作为文体的符命由作为凭证物的信符而来.神化帝王的出生、视动物和文物为天赐吉祥、人造碑石以示符命,是制造符命的三种基本方式.符命的基本作用就是为易姓而王、巩固皇权制造神学根据.封禅仪典的需要和士人依附心态是待命文的产生的两大原因.一篇完整的待命文由序文、正文、颂文等三大版块构成.序文一般从叙皇恩、颂帝德和述己忧三方面叙述符命文缘起.正文一般由溯源、颂圣两大版块构成.颂是司马相如首创,内容是封禅的意义,大抵撮括前文大意而成,以四言为主,受李斯刻石文影响甚明.不过,扬雄和班固对颂都弃而不取,可见他们都不以颂为符命文之所必须.     

从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武则天对道教是颇为迷信的,她不但亲临泰山参加了封禅大典,而且还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统治者。她巧妙地利用泰山行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时还利用泰山行道来祈求长生神仙。她打破了历代封禅不准妇女参加的陈规,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与反传统精神。她是中国历史上在泰山留下最多历史痕迹的统治者之一。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分化及原因寻绎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迅速崛起,可依据生存姿态及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坚决不仕者、屈身就仕者及游走于二类之间者三个阶层.而宋元易代所导致的文化和文人地位的巨大转变,以及"华夷之辩"思想的勃兴则可视为这一群体繁盛的三大原因.     

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

唐五代北宋时期绘画与词的关系,从词人与绘画关系看,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词人未必能画,但收藏、鉴赏、品藻过绘画,二是词人能画。词人兼画家身份的鉴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批画家或词人。从词与画的结合看,有以词意入画和题词于画两方面,后者即题画词。唐五代北宋题画词,范围较广,可概括为题写人物画、山水风景画、竹梅图三类。题画词的认定,对理解词意大有益处。题画词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使词家能"换位"思考,从而为抒情写物、驰骋才情开辟出崭新的艺术境界。绘画对词的深层影响,体现在词家借鉴绘画的白描、钩勒、大斧皴、点染、着色、取景、构图等手法技艺,以刻画人物、描写景致、创设意境、抒发情感。     

从生物考古学角度看山西榆次明清时期平民的两性差异

对山西榆次出土的明清墓葬中的人骨进行的性别考古学思想指导下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发现该人群性别比较大,可能与重男轻女观念和溺婴习俗有关。女性死亡年龄结构中壮年期所占比例较大,可能是围产期死亡所致。古病理学研究发现女性存在缠足,这是首次发现的考古出土的缠足人骨标本。对退行性关节病的统计暗示两性存在明显的分工。这些研究结果与相关历史记载相吻合。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杂剧“题目正名”考释

“题目正名”受到元杂剧作家的重视，缘于杂剧艺术本身的大众化欣赏要求与先秦以来形成的重名传统；其在剧本中的位置不同，刊出刊落，自有其道理；“题目”与“正名”意义与作用不同，命名依据多样，二者关系复杂。同时，“题目正名”也存在粗疏、不通及与情节脱节的情况。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