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

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仿效中国宋明制度,设立庙祠,奉祀先圣、先贤、先儒,使得成圣教育的理想得以具象化,进而也使教育园地神圣化,这是东亚教育圈的共性,不见于西方各国。但20世纪以来,我们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只注重学,而忽视庙祠,这种现象亟待矫正。     

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沉寂近百年之后,明代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罕见的现象。书院讲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要目的,讲求日用百姓之学,服务于乡村民众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儒学诠释的平民化倾向。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韩国初期书院在教育史上的意义

从形成过程及教育特征来讨论韩国初期书院在教育史上的意义,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韩国初期书院的出现,反映了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变化的基础上,教育逐渐从一般的中央集权转变为分权的新形势;儒学工夫论是书院教育得以巩固的特有理念经间,退溪的心学道统论对初期书院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书院祭享空间与讲学空间关系反映了儒学知道体系中尊德性与道间学、道与学的关系,其祭礼礼仪有社会约束及符号意味;从家学和家庭教育的特征来看,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并入了初期的书院教育之中。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乡村儒学”工程的喜与忧

正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导的、以山东曲阜市的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为先进典型的"乡村儒学"工程已经开展了近两年。一群学者定期走进乡村义务讲授孔子文化和儒学经典,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教化,重建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看到曲阜实施"乡村儒学"工程的报道,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一是因为社区教育的内容拓宽了,他们把道德教育和礼仪教育等内容纳入到农村社区教育之中;二是因为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元代小学书塾的设立背景与性质探讨

元代小学书塾是成宗时建康路总管提出设立的一种小学教学形式,是在地方官学及书院已设小学之外,另于城八隅及地方各乡每都设立的小学教学。小学书塾由建康路总管廉希哲提出设立,并在建康路推行,廉希哲的个人素养以及建康路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建康路成为小学书塾的首倡和实践地。小学书塾与当时进行小学教学的另两种教学形式——小学、社学皆有所不同。小学书塾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儒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对小学教育的需求。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论唐鉴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

清代后期理学家唐鉴非常重视文教,一生热衷教育,并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设立义学,订立条约条规;讲学书院,订立书院学规.他认为教育旨在培育"明新正学"的经世之才和"善民成俗".其关于教育授受双方的诸多论述仍值得我们今人好好学习和借鉴.     

清代书院词学教育

词学教育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项内容,从生徒的词学课艺、掌教者的课艺评点以及书院藏书目录等诸多内容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对词学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除了练习作词外,清代一些书院也从事词学研究.学海堂中谭莹与梁梅的论词绝句是清代书院词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历代词人、词作以及词风做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论析,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书院词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掌教者对淫词艳曲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既是清真雅正规范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反映,又是道德教化主宰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体现.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不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儒学也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不同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有所谓"蕃学"和"汉学"之分,实行蕃、汉双语文教学,重视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学习。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不仅源远流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兼通双语文的人才,而且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甘肃书院诸问题探讨

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模式,从宋初至清末,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其在组织管理形式和教育制度、方法等方面,跟官立的太学、郡县的府学有所不同,它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文就甘肃书院的创建与发展、书院的教育管理与特点及著名的书院--兰山书院等问题试作初步的探讨.     

湛甘泉书院教育成就探析

湛甘泉以书院作为学术活动的场所,一方面传播心学思想,一方面培养心学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明代书院和心学的蓬勃发展。湛甘泉从事书院教育长达55年,所创建与修复的书院涉及广东地区的有22所,外省的有13所。正是由于湛甘泉对书院的钟情,才使得广东书院数量后来居上,在有明一代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首开广东书院的勃兴局面,有力推动了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湛甘泉书院教育之所以成就斐然,与其对书院管理有章有法、"随处体认天理"为学宗旨和"二业合一"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北宋时期河南书院考证及其兴盛原因探析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机构,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北宋时期,河南是中国书院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考证核实的北宋时期的河南书院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伊川书院、范文正公讲院、龙门书院、颍谷书院、同文书院、显道书院、和乐书院、游梁书院、首阳书院等,共有11所。其中以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影响最盛,对当时河南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河南书院的兴盛与发展,可以从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北宋学校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不协调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来探究,这将为书院和书院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颜元的书院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宋明时期的书院教育在其发展的末期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17世纪后期的启蒙教育家颜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倡导一种习行经济的书院教育,并对书院的治学内容、培养目标、为学方法进行了一番改造,其事物之学的学说体系对当代社会的教育理念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