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返贫问题及其预警机制研究

在我国反贫困道路上,返贫现象一直伴随左右,在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威胁与阻力益发强大。在对返贫现象生成诱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事故链理论和突变理论阐释了制度政策、资源环境、灾祸风险及能力习惯等因素,促使返贫现象呈现沿"事故链"路径线性发展和突变发展两种状态。最后文章构建了我国返贫预警模型,并从预警模型主体构成、预警程序、支撑条件等方面进行阐述,从而为我国"十三五"时期"扶贫攻坚、遏制返贫"的新阶段给予理论支撑和借鉴。     

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机制构建

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战略的必然选择。产业化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主要内容,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农业产业价值链管理战略,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化农业”发展道路是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出发点和基本方向。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的“返贫”现象与不可持续性特点,要求我们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构造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建设上。     

当代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牧区扶贫开发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大扶贫和两轮驱动扶贫等5个阶段。目前,牧区扶贫开发存在着理论支撑不够、政策保障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矛盾突出、返贫现象高发、易发等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牧区扶贫开发的理论研究、提升牧区扶贫开发政策的保障能力、走可持续的牧区扶贫开发道路、构建遏制牧区返贫的保障机制。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述评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中央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时机成熟、措施得力,从而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从源头上遏制了农村的“三乱”现象。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展开,尤其是“无税费”时代的到来,农村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空壳化”现象严重,基层政府的组织能力下降,而且在某些地区农民负担亦有反弹的迹象。笔者通过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基本政策历程和正反两方面效果的论述,以期给税费改革政策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遏制“返贫”现象──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思考

遏制“返贫”现象──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思考韦胜，韦剑峰，陆发远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１９９２年底的８０００万人减少到１９９４年底的７０００万人。但从整个扶贫工作来看，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云南健康扶贫的现状分析、实施困境与路径完善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啃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硬骨头,对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深入推进云南健康扶贫,要坚持健康优先,切实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施"靶向治疗",提升健康扶贫的精准度和满意度;补齐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短板,让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强化政策衔接和产业培育,使健康扶贫的成效更加持久;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完善贫困地区公共卫生体系;评估健康扶贫政策成效,深化扶贫领域调查研究,以问题为中心整合学科,把握好健康扶贫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在破解问题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

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成为蚕食扶贫开发工作成果和阻碍扶贫目标顺利实现的顽疾。理性分析贫困的多维分析视角、脱贫人口生计脆弱性特征与减贫工作发展方向,准确识别扶贫开发进程中脱贫人口面临的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风险,利用"生计空间重塑"理论清晰梳理风险因素致贫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脱贫人口后期发展扶持策略:实施精准扶贫,推进精准脱贫;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关注新型扶贫模式创新;健全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预警,完善脱贫人口后期扶持;严格精准扶贫考核,优化扶贫开发工作条件保障。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返贫现象较为严重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扶贫资金在使用管理上存在缺陷,扶贫开发主体多元化不够等问题.笔者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研究返贫现象发生的规律,建立遏制返贫的保障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前提下,创新社会力量动员和农户参与机制等对策.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西部大开发与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中发展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一要从解决温饱的扶贫转向扶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二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打好基础;三要积极兴办乡镇企业,搞好搞活农村市场经济;四要在贫困地区实行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的休养生息政策。     

西部地区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战略

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西部地区有着更明显的体现。中国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一度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但很快就从反贫困问题转向“返贫困”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使其不具备经济开发的基本条件。不能够按照传统的一般性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应从生态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建立生态型反贫困战略。其基本思路,是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扶贫政策的中心,重建西部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脉络与未来接续———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从教育扶贫与扶智的角度，回顾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演进脉络的时代性总结，也是对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防止民族地区“返贫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思考。自1984年我国正式提出“教育扶贫”的政策议题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体现了政策的存续和变迁，并历经四个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体系。21世纪20年代后，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未来接续要在立足于“防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质量和效益，落实“优质均衡”的学前教育质量政策；强调公平与正义，设计“差别原则”的经费投入政策；推进民主与法治，建构“良序善治”的体制政策。最终通过政策体系的协调与互动，共同推动学前教育“后普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产业扶贫政策作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转型。 但是,旨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 本研究对一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揭示了为何政策实践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冶的困境,讨论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围绕“国家、农民和市场”关系,通过对产业扶贫政策的反思,发现国家在“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原因在于政策定位和聚焦不合理。 由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即要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服务提供、农民技术培训等方面为主,将政策焦点转向生产软硬环境的建构、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服务转向”也意味着将农民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放在核心位置,这包含着农民赋权的维度,因为只有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政策参与渠道,才能够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使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决策和作出政策反馈,而不是只能以“弱武器”的形式进行抵抗。     

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分析

文章首先阐述了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现状及特点,指出农民负担问题是和"三农"问题紧密相连的.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缩减乡镇机构、费改税以及实施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等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     

"后扶贫时代"乡村返贫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

"后扶贫时代"扶贫的重点在于建立可持续、有实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返贫治理机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依靠其涉及领域广、筹资渠道多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返贫治理领域的失灵现象,成为实现乡村稳健脱贫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