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民族互动过程论--中国民族团结历史轨迹研究之二

秦汉是中国民族互动过程中的第一次大整合时期,其结果是华夏民族的统一.与此同时,汉代在新的民族构成格局中开始了新的民族互动过程.     

隋唐民族互动过程论--中国民族团结历史轨迹研究之四

中国民族团结在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二个周期的大整合.唐文化高峰的构建是第二次大整合的结晶.唐代在新的民族格局中开始了新的民族互动过程.     

论横山寨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

本文论述了宋代时期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命名与关系:坦桑尼亚人对“中国人”的认知流变及意涵

中国和坦桑尼亚是传统友邦国家,两国民众互动频繁.自两国建交以来,坦桑尼亚民间对中国人的称谓从早期的rafiki转变为后来的china.本文通过细致梳理指出,称谓是命名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认知主体之间、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坦桑尼亚人对中国人称谓的变化实际是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坦桑尼亚社会阶层分化在中坦民间关系层面的反映,rafiki和china分别表达了援助时期和商贸时期民间关系的特点.     

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存在三种夷夏观：戎狄豺狼说、用夏变夷说(华夏文化优越论)、积靡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体现为“共生”“会通”“象征”。“共生”是两种相互背离的乐舞传统并存,相互交流并未改变彼此乐舞的性质与审美特征;“会通”是同一乐舞文化内部异质力量与内生力量的互补;“象征”则是因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将乐舞符号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雅俗之辨,实际上推动了乐舞的创新发展。总体观之,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在乐舞领域既能各有创造,形成特色;又能互动交流,相互融摄;既能吸收外来基因,又不至于丧失自我。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将发现其片面性。夷夏之间双向互动、四夷内部双向互动,才是民族关系的全貌。     

北朝胡人贵族门第婚中的胡汉通婚

北朝时期,胡汉之间通婚频繁,胡人贵族与汉人高门大姓之间尤为明显.胡汉通婚成为影响当时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素.此文主要剖析了在汉族门第婚观念的影响下,胡人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之间的通婚表现,探讨了胡汉门第通婚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藏文本禄命书P.T.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

抄创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文本P.T.127禄命书,主要依据汉文本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改编而成,该占书以敦煌吐蕃裔民为信仰对象、以汉族北斗五帝为最高命属、以佛教转生为解释手段;P.T.127禄命书既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民族、佛教、数术等多元社会因素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敦煌蕃汉族群认同与宗教文化交流受容的有力见证,同时对敦煌社会"违戒"风俗和吐蕃社群历史追忆也有着具体的折射.     

东盟四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及其启示

政府干预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包括权威的政治体制,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中对市场的干预,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等.这些都为东盟四国取得快速而稳定的增长提供了基础.研究东盟四国政府干预的特征和方式,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黔中布依族习惯法的当代变迁

随着社会发展,布依族习惯法随之变迁.一些习惯法消亡,一些习惯法效力降低,还有一些习惯法的内容和效力得以存续并依然发挥作用.在当代变迁的过程中,布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不断发生冲突并调试自身,使其与国家法衔接互动,获得了生存空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将发挥作用.     

论社会资本与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通常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在行政改革中,引入与二者互动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理论,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社会内涵,建立起社会各部门、各行动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良性的互动机制.     

冲破文言秩序的罗网--兼论五四学人的全面反传统态度

语言秩序与民族精神应该是互动的,而远在"五四”时期之前,文言秩序已获得了一种鲜明的制度性特征,成为民族精神的禁锢.它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力,排斥他种对世界的解释.五四学人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全面反传统的态度,从语言批判到文化反抗彻底打破文言秩序,充分释放民族精神.     

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贵州省锦屏一带,苗、侗民族在清朝时期签订了大量的山地买卖、租佃契约,现存部分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法制史的重要要资料,但仅仅从契约,甚至是部分契约的内容来准确揭示锦屏林区家族林业管理方式和在林业经济的背景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诉讼文书、官府告示及口承资料与其进行互证.文章就一些学者在锦屏林业契约研究中提出的林区家族私有制、林业纠纷的民间处理等观点提出了质疑.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至清初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探析

元至清初是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剧烈时期 ,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多种方式接触和碰撞 ,这种频繁的文化互动强化了两族间的文化认同 ,密切了两族关系 ,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文化互动使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联系得以加强 ,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汉族与土家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对于清初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土归流的时间、方式和特点。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

在分析了旅游中的单向本真性概念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本真性的概念.并以好客旅游为例说明互动本真性,对互动本真性的复杂含义进行了概念分析和词义澄清.认为单向本真性更多地是与观光旅游相联系,而互动本真性则更多地同参与性旅游相关.好客旅游(或做客旅游)就是一种游客参与建构互动本真性的形式.     

边境土司社会跨境互动与国家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与越南接壤.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跨境互动是常态体现:土司与越南豪强出境寻求庇护,越南朝贡和土司阻贡,土司与越南的疆土纠纷,土司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土司与土民的国家认同在跨境互动中自主地表达了出来.在跨境互动和国家认同关系中,宗藩互动培育国家认同,跨境冲突强化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