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关怀——张旭东教授访谈录

张旭东,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接受中小学教育。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美学教研室、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东亚语文系。现为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教授,东亚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 ,它有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形态、价值取向、精神意境和语言风格。我们哲学思维的个性 ,也就是我们哲学理论的价值。我们的哲学并不仅仅是我们的 ,它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 ,总有许多人为的框框限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 ,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哲学精神 ,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中国哲学的价值 ,主要就在于思维的独特风格和理论的特有意境。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 ,认识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性自命出》:中国古代心灵哲学的杰作

《性自命出》是先秦心性论方面的一篇美文,该简文不仅谈性情的来源,而且在价值性心灵哲学部分对如何养性涵情以及如何使心性得到自由等问题给予了回答,其中"心""性""情"等有关指涉心灵的字受到心灵哲学研究者的关注,但很多学者囿于对心灵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同,故有各种解读。运用心灵哲学的范式对《性自命出》中的心灵元素进行重构,还原先秦儒家通过礼乐培养心灵自由的奇特模式。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探索历程——刘放桐教授访谈录

导语：在当代中国,无论从事哪一种哲学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的哲学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今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建立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成为当代马哲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时,认真研究马哲同现代西哲的交流、     

现代外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哲学拓扑学的新视野——江怡教授访谈录

导语: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只是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内容出场的,而且由于局限于知识背景等等原因,很多人往往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立场来看待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导致了很多误解和歧义。其实,从上世纪初中国学者一开始涉足现代外国哲学,就关注到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如今,汉语语境下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展,而且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以超脱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已不仅仅限于对西方的思想翻译、评价和复述的简单传承,而且在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交流和讨论中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理论。江怡教授正是一位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到提出哲学拓扑学这样新理论的开拓者。     

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

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晚期希腊哲学是一个重要环节,但中外学术界都曾存在轻视晚期希腊哲学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西方学术界近30年来加强对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近20年来也重视并着力研究晚期希腊哲学且取得了新的成果,但在哲学史分期、晚期希腊哲学的特征、史料整理、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足。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该组专题论文,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章雪富、杭州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石敏敏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一文认为,希腊化哲学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用治疗论证替代知识论证,以激情研究取代观念思辨,以意愿探讨代替理性反思,改变了古典希腊哲学的知识分布体系。希腊化哲学在研究对象、探讨内容和哲学观念上的独特取向,深刻影响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哲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王晓朝的《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一文指出,在晚期希腊哲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学者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独立见解及解决方案;认为在对晚期希腊哲学特征的把握上,中国学者的判断优于欧美学者的判断,在晚期希腊哲...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张再林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型 李重（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李”）：张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研究,并且自2005年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诸如《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论宋明新儒学的哲学特色

哲学从大的范畴说只是认识人与认识自然两个方面,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哲学在这两个方面侧重点不同.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人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因此扩大而言也就是一种文化哲学.从宋代开始的新儒学,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哲学特色.他们对天道、人道的各种探讨,都围绕着:人是什么?怎样立人?怎样成人?这几个核心问题.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教授访谈录

赵晓明（人文学者。以下简称“赵”）：义和团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产生的吗？     

中国技术哲学的领航者——记东北大学陈凡教授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辛勤耕耘科学技术哲学领地近三十载,万余日夜,寒暑跋涉,不惟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上有突出的贡献,而且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带出了一支进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团队,作出了一系列对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科研创新成果。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辛勤耕耘者,陈凡教授的首要贡献体现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中国化刍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能动选择与运用。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持不同的意见。孙正聿认为经历了教科书、教科书改革和后教科书三种范式[1]。任平认为经历了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中西方思想对话、问题反思等研究范式;郭湛认为最根本的范式转换在于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2]。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突破口——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横向层面的哲学形态,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用"的互动关系,要正确鉴别判断中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生长点,在哲学精神、哲学方法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哲学界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通过中西哲学的对话以及现代与传统中国思想之间的融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打开哲学创新的突破口。     

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谈)

新中国的人文学术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一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丕变,二是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学术形态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学术形态的变迁,近年来,人文研究已进入第三次转型,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的方向性转变。第三次转型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主旨,要求学术扎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土壤,直面并回应时代问题。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为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回信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值此回信一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回信精神,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致思于如何凝练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学术概念、理论、思想,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以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重思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解读模式——读张盾教授新著《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更深入和多元化的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回归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和原初问题,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我们时代的学术趋向和社会发展。在这个领域,张盾教授的新著《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作出了坚实的努力。首先,对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解读总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问题意识。该书作者将马克思经典学说的"总问题"勘定为:如何在一种科学理论的意义上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地位的批判性理解(第十八章)。针对国内学界关于马     

儒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出场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儒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存在样态和出场路径进行探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命的儒家学者,“为化解儒学开展中的困境而上下求索,绞尽脑汁,提出了风格各异的儒学开展方向主张。这些主张本身既是儒学现代开展之形式,也为寻找更合理有效的儒学开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发展背景下的儒学之出场路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儒学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拓展——读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应对社会危机,促进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哲学研究在展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方面成就颇丰,引人注目。而在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拓展儒家哲学的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学界却着力不够。朱人求先生所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则在这方面建树开拓之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与创新（笔谈）——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成为什么？

“哲学观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时代、问题与哲学的理论自觉”等问题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为集中交流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果,2011年10月,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第八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与创新”为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作为这次会议的部分研讨成果,出自参会的1970年以后出生的哲学研究者之手,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青年学者视阈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视野与发展态势,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哲学”的后果与分寸——杜瑞乐〈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一文读后感

杜瑞乐的<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家诸疑难的反思>一文(以下简称<儒思>)读来饶有兴味。这不仅是因为我多年来也关心类似的问题，比如中西哲理思想的关系、儒家乃至中国人文与哲理传统的现代失落，而且由于我在<儒思>中看到了某些很精彩的见解。     

康德研究三十年——李瑞全教授访谈录

戴劲(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戴"):李教授,您是康德研究专家,而您的博士论史是写休谟的.请问您是否是由休谟哲学转向康德哲学研究的?那您是否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贯穿的桥梁?比如您博士论文所研讨的因果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