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社与民国金陵词学

民国金陵词社繁盛,如社最具代表性。如社词人大都为金陵籍或长居金陵者,彼此有师友关系,与晚清四大家渊源甚深,与沪词社词坛联系甚密。如社重声律,大多使用僻调,填词严守声律。重声律的词学理念远接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近承同乡端木埰之说,直接受晚清四大家影响。如社在抗战前夜成立,其词作忧时伤怀,词旨厚重,偏重寄托,无小慧侧艳之风,与晚清四大家“重拙大”观念一脉相承。以如社为代表的金陵词社在民国词坛别具一格,金陵词学在民国词坛中有特殊意义,其实质就是晚清四大家词学的发展和延续。民国金陵确实存在金陵词人群,但称为金陵词派有不妥之处。     

端木埰生卒年岁新考

~~端木埰生卒年岁新考@朱德慈     

文尹是瞿秋白还是杨之华

《鲁迅日记》中的文尹,究竟是瞿秋白还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鲁迅日记·人名索引》不加判别,一律归合于“文尹”名下,误作一人。其实鲁迅在日记里有两种含义,有时用来指瞿秋白,有时用来指杨之华。一般说来一九三四年一月瞿秋白未去江西苏区时,《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文尹名,大都是指瞿秋白,去江西苏区后,文尹的名,大都是指杨之华。《鲁迅日记》中现在可以考定的,至少有三处是指瞿秋白的。(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在《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夫妇的,均是以男方的姓名冠之于首,如何家夫妇(见《日记》1932年9月1日),就是指何凝(瞿秋白)夫妇;伊君夫妇(见《日记》19     

《莎菲女士的日记》再评价

<正>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丁玲早期创作中最具特色、最有风采的代表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很负盛名、颇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日记》于一九二八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即以它新颖独特的题材,深切忧愤的基调、缠绵感伤的风格,引起     

论王鹏运的中期词

王鹏运(1849—1904年)共有词七稿九集,大约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为他初步形成自己的词风,在词坛上崭露头角的阶段,有《袖墨》、《虫秋》两集。中期是他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奠定词坛地位的重要阶段,有《味梨》、《鹜翁》、《蜩知》、《校梦龛》、《庚子秋》、《春蛰吟》等词集。后期有《南潜集》,这时,他已脱离了政治生活,留下一些漫游名胜古迹,吊古伤今的作品,但现实生活的气息已经不浓厚了。因此,本文仅就他的中期词作初步探讨,而对早、晚期词暂略而不论。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

《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直接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珍贵文献。一九七六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鲁迅日记》,除校订了刊误外,并在书末附了《人名索引》,把同人异名,异姓同人,归合一处,按姓氏笔画依次排列,使读者检索极为方便,大大提高了《鲁迅日记》的使用效率。但亦偶有疏忽之处,或将一人分作两人、三人,或将两人合为一人者。余凡见闻所及,朝拾暮掇,略加串次,作《<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抄付《社会科学辑刊》,有不当之处,诚望匡正。半字之差误作一人《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有这样一条记载:“上午得黄鹏基、石珉、     

清代日记中的中欧交往史料

清代星使乘槎异国,往来频繁,一般均有日记,取白香山“早风吹土满长衢,驿骑星轺尽疾驱”句意,总名之为星轺日记。此类日记为数浩如烟海,《小方壺斋舆地丛钞》所收甚多,期南人民出版社编《走向世界丛书》,又有所增删,此外旧刻本未归入丛书者亦更仆难数。使欧日记系写普访者,如我国第一次奉派赴欧之张德彝《航海述奇》(1865)及《欧美环游记》《1866),1878年黎庶昌《两洋杂志》、1890—4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及续刻、     

师范大学代表三人

一九三二年冬,鲁迅因母亲有病,再次回京探望,各校师生闻讯纷纷邀请鲁迅讲演,《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记有: “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三人之一王志之《鲁迅印想记》回忆说:这三人     

论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是在1936年。这一年,上海的文学期刊《作家》、《中流》、《文学》、《光明》、《海燕》和《文学界》等,比较集中地刊载了两萧、端木、舒群、罗烽和白朗的作品。萧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以及散文集《绿叶的故事》,萧红出版了散文集《桥》,舒群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     

评《北伐战争史》

与过去同类专著相比,我觉得最近出版的曾宪林、曾成贵、江峡合著的《北伐战争史》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运用翔实史料,成功地揭示了北伐战争发展的历史特点。这是该书最显著的特色。该书可贵之处就在于掌握了大量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作者化费了很多心血,查阅了当年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如《蒋总统秘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北伐阵中日记》、《武昌被围日记》、《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     

“金陵渡”小考

中唐诗人张祜《题金陵渡》诗："金陵津渡小山头,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关于诗中的"金陵渡"及"瓜洲"这两处地名,一向有两说：一说在今江苏南京及六合,以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为代表;另说则在今江苏镇江及扬州,以沈祖《唐人七绝诗浅释》为代表。笔者同意后说,理由如下：首先,镇江在唐时亦称金陵。编于元代的《至顺镇江志》卷二十"地理"有"唐号金陵"条。下先引本诗（但作杜牧之诗）,接着注曰："盖唐人指京口曰金陵。......杜审权自润州刺史除尚书左仆射,制日：'顷罢机务,镇于金陵。'骆宾王《送阎…     

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     

橘林信太并非姓橘林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记云:“下午得内山嘉吉君信,并成城学园五年生橘林信太木刻一幅。”《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就把林信太误作“橘林信太”。其实,这个“橘”字并非是林信太的名字的组成部分,《鲁迅日记》在林信太的名字前冠一“橘”字,是另有寓意的。这里先要从《鲁迅日记》中提到的内山嘉吉说起,内山嘉吉,是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一九三一年来中国,通过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并为由鲁迅发起主办的上海一八艺社研究     

司马光《手录》佚文一则

司马光《手录》佚文一则李裕民１９９２年我在日本内阁文库查阅《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时，发现了司马光日记，日记分两类，一是《日录》三卷，保存完整，二是《手录》八卷，仅存前二卷。以上材料已整理成《司马光日记校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手录》记事较详，...     

清代日记中的中国图书史料

清代有不少的学者,或事纂修,或事编校,往往身历其境,把见闻写成日记,其间触及图书方面故实,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史料。一为中国辞书史资料。如1705年,查慎行参加纂修《佩文韵府》,著《陪猎笔记》(日记),称十三元韵部分,由其执笔,纂修时多所增删。若“盘根错节”四字,初查出处,本自《后汉书·虞诩传》,康熙阅后亲批“此语《后汉书》以前,当别有所出”。经编者复查,东汉前《邹阳传》已有“蟠木根柢”一则,奉旨将此增入一屋韵。又若叶昌炽日记,也有不少转述刻书     

试析端木蕻良创作中对文化因素的吸收及其意义

将诸多文化因素引入作品是端木蕻良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突出特征之一,这是作家自觉将《红楼梦》等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借鉴到现代文学中所进行的可贵艺术探索。端木的艺术世界包容了丰富的雅俗文化成分,对民间文化的呈现尤见特色。在较为成功的作品中他注意将文化材料自然地融入叙事中,实现了与作品各构成要素的有机衔接。文化因素的引入使端木的创作表现出崭新的审美特征,对于端木艺术世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端木蕻良的艺术尝试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但其予人的启示颇多。     

船山故乡访书记——访问记之二

<正> 古峰抒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们在衡阳市文化局唐芳万、衡阳市博物馆向新民、衡阳县文化局周新民同志协助下,再次访问船山史迹,重点是访问船山佚文,包括《船山日记》。关于《船山日记》,文集不载,后人也绝少知道,1954年,陈墨西先在他编的《衡阳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衡阳姚尊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作《船山先生[札记章句]檀弓残稿題跋》,其     

俊闻是王弢的笔名

《鲁迅日记》1935年1月7日记云:“得俊闻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过了三个多月的十月22日又记云:“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这是两个人所赠呢?还是同一个人所赠呢?《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分别作了索引,判作为两个人。其实俊闻是王弢的笔名。《鲁迅日记》中先后两次所记收到的两本《幽僻的陈庄》,现在均完好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着,鲁迅1935年1月7日收到的那一本,是俊闻于1934年12月31日题字寄发的,这本书的     

词别是一家——评李清照《词论》

李清照是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词人.她的《词论》是宋代第一篇系统的词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有关词的理论的批评文字.在《词论》中,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毫不隐讳地批评了词坛上不少的名家.为此,引起过众多的评论,褒贬不一.当然,其中不乏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但是我认为,要全面地、公正地对待《词论》,必须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分析.     

陶女士不是许寿裳夫人

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在许寿裳夫人陶伯勤名下,出现凡六次,其中五次因《鲁迅日记》明言“季市夫人”,故归入陶伯勤名下,完全正确,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鲁迅日记》所记:“得季市信并还陶女士医药费十六元。”之陶女士非陶伯勤。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称长辈和并辈朋友的妻子,不以女士、小姐相称,都是以夫人、太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