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资源富集区环境技术效率分析

资源富集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使用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榆林市、延安市、铜川市3个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并分析了影响环境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区域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极不平衡,延安、榆林工业发展与环境关系较为和谐,铜川工业与环境关系严重失衡;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重要的在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社会制衡型环境经济政策的设想

文章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方式理念为指导,通过分析政府管制型环境经济政策的缺陷,提出构建社会制衡型环境经济政策模型,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     

聊城市“十五”以来劳动情况分析

2006年．聊城市委、市政府以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为抓手．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坚持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全面推动经济进步与发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防治农业污染的循环经济思路

循环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特色,成为防治农业污染的有效途径。农业污染危害严重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代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环境责任的分担和环境损害的补偿等内容,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关注的;2、代际之间的关系,即满足当代人的环境需求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什么影响,这是可持续发展所要关注的。也就是说,环境污染问题既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防治,其危害性造成的损失将十分巨大。农业污染不利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     

关于工业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工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八五"、"九五"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发展成绩卓著,推动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如何在新的环境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便成为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绩效测度

文章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主要选取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0—2020年的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数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北京、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河北省其他城市,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并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相匹配。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提升北京、天津发展质量,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京津冀城市群河北省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承载力存在差距。（3）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角度,从顶层设计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推动京津冀城市群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的证据

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不仅是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必要之举，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原环境保护部2012年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项目，构建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地区污染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考察这一项目实施前后，FDI对全国28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变化。结果发现，项目实施前FDI显著加剧了空气污染，但在项目实施后FDI明显抑制了空气污染，在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和政策预期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项目实施后，低收入、低能耗、低排放和资源型城市的空气污染下降更明显。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项目实施前后FDI引致的环境规制、技术选择、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是空气污染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引导FDI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此推动和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建设新农村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支农效率

一、迅速增加的农业投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我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更扎实的努力,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小区域资源环境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以洱海流域为例

文章基于资源和环境核算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传统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账户,构建了一个经济——环境一体化的综合性核算框架;论述了扩展账户的含义、核算方法以及其中蕴含的均衡关系;以洱海流域为例提出了如何构建小区域的包含环境账户的社会核算矩阵的方法。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营商环境、空间溢出与经济质量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文章结合五大发展理念,利用改进熵值法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择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与经济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三种权重矩阵下,经济质量均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5个维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营商环境对经济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对共享发展的影响最小。     

环境共治视角下中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

从规范激活理论的责任归因视角,引入环境责任感、环境关心和价格敏感性三个变量,构建一个可调节的中介模型来研究环境共治视角下中国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通过抽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意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环境责任感和绿色消费意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价格敏感性在环境责任感、环境关心与绿色消费意图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企业进行绿色市场细分与精准绿色营销提供参考,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环境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与防范机制

环境监管是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在环境监管的执法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存在合谋行为.文章运用博弈论原理.通过对政府、监管人员和企业三方博弈行为的分析,得出加大核查力度、降低核查成本和合谋收益是防范合谋的有效方法.借助Laffont和Tirole等人发展起来的三层代理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委托-监管-代理"模型来考察防范合谋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省域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测评

围绕创新创业环境的内涵,梳理了影响创新创业环境的六类主要因素,归纳潜在指标;对各潜在指标进行"聚类—因子—权重"综合分析,提炼影响创新创业环境的主要因子,构建出以6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评价模型。以中国各省为样本,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创新创业环境在2014年的状况进行测评排序。依据各省创新创业环境综合得分情况,得出全国31省2014年创新创业环境的地理空间分布图。分地区评价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创新创业环境具有明显优势,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空间较大。从准则层指出各个地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的着力点。     

低生育水平是构建和谐人口资源环境的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列为我国目前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之一。对于四口而言，由于其地理和自然气候等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显得更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更艰巨。资源、地理环境和人口环境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更要十分重视人口环境问题。而抓人口环境，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好计划生育，保持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     

浅析如何构建杭州西郊现代化生态市、打造品质临安

临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融入大都市,创新大发展,构建杭州西郊现代化生态市"的战略目标。为积极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充分掌握我市构建"杭州西郊现代化生态市、打造品质临安"的进程和动态,根据全面、科学、系统、针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GRA-熵值法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以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的经济发展质: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总体上能积极推动二者协调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地区异质性。通过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递进式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