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形成机制与发展困境

体育特色小镇是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创新载体,蕴藏着无限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对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是提升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探索与培育的有效途径。首先,从市场、政府、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等三个方面对体育特色小镇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其次,分析了体育特色小镇发展中面临的建设资金短缺、开发与保护失衡、企业创新不足、创新型专业人才缺乏等困境;最后,提出明确政府职能,清晰界定投资范围;实行大企业战略,建立松散联合体;建立人才培训基地,设立创新激励专项基金等促进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的建议。     

“行动—规则”视角下特色小镇发展的理性思考

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特色小镇发展中也暴露出了“房地产化”、过急过快、经营混乱等众多问题，建设特色小镇需要理性思考。从“行动—规则”视角对特色小镇背景、内涵、成功及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形成的自组织系统，特色小镇的特色是内生于动态演化的自组织系统。成功的特色小镇一定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发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发挥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失败的特色小镇并未形成特色产业支撑的自组织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因此，基于“行动—规则”视角，我国特色小镇应坚持理性发展、因地制宜、市场运作和政府引导等原则，合理规划、科学发展。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特色小镇理论解释框架

通过比较特色小镇官方概念和关联概念,从创新驱动、功能融合、发展平台、布局合理等4个方面阐释了特色小镇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引入新结构经济学原理,分别从产业甄别、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等3个方面系统构建特色小镇发展路径。在特色小镇培育过程中,还需要密切关注市场与政府的协调性、特色小镇模式适用性、培育周期及目标、特色小镇"地产化"趋势等4个问题。应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合适的政策支持体系、调整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目标、防止特色小镇"地产化"趋势。     

特色小镇培育中创新“柔性引才”机制探析

人才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针对当前特色小镇培育中的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本文以"柔性引才"为突破口,在强调特色小镇培育中人才资源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柔性引才"在特色小镇培育中的可行性。大学生功利性就业观、对特色小镇认知存在偏差和现存人才制度的约束是当前特色小镇培育中人才配置面临的主要困境,基于此,从转变传统思维,树立"柔性引才"观;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创新"柔性引才"模式;明确"柔性引才"的主体和建立鼓励性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构建"柔性引才"机制,最后提出特色小镇"柔性引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生态型特色小镇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保障

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可将特色小镇划分为生态型、文化型、科技创新型、金融型及人力资本型五类。生态型特色小镇内企业和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和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又将促进生态型特色小镇不断实现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型特色小镇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生态型特色小镇的建设需要统筹政府、市场、智库三重保障体系,发挥三方各自的优势,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还应构建资金保障体系,充分保障生态型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     

略论文化创意小镇的建设理念与方法

人类的居住历史以及特色城镇的发展历程表明,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类生活方式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类创造力不断发挥的过程.任何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文化创意小镇,必定都具备其特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景观、特色品牌、特色机制、特色运营等功能特征.文化创意小镇建设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培育特色产业以发展小镇的经济,还是为了不断地提高自我生活品质.城镇化的核心理念是依靠人的创意来不断地转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提升人类适应自然、征服自然及改造自然的能力.文化创意小镇建设成功与否,不在于建设者在城镇特色产业方面的创新,而在于对城镇建设文化理念的创新以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所构建出的城镇发展价值体系.     

出众还是出局：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要素耦合与发展路径——基于西安市特色小镇的多案例研究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当前对于特色小镇的研究大多基于个案进行分析,尚未系统揭示影响特色小镇发展的要素及其内在机制。以陕西省西安市首批创建的35个特色小镇中的8个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采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编码并构建出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要素耦合与发展路径。结果发现：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要素耦合,其中“产业丛”“文化源”是必备要素,“生态域”“创新力”“融合度”“基础项”是核心要素;因此必须聚焦特色和优势,加快推进一体化协同,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特色小镇创新发展路径。此外,缺乏核心产业、特色不彰、急于求成、变形走样、缺乏管理和机制不活等问题制约着特色小镇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在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中寻求帮助,谋求高质量发展。     

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     

特色小镇建设发展路径探究——以安徽合肥为例

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载体之一,特色小镇建设亟待探寻适宜发展路径以突出自身特色,实现去“同质化”。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安徽合肥,特色小镇资源丰富,但存在资源空间发展不均、产业形态缺乏丰富性,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在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现阶段,需要首先根据相对区位引导小镇的产业定位,通过资源现状的存量、增量细分引导建设规划流程及内容,再根据运营主体和发展阶段的分类引导建设运营模式选择,以明晰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和区域协同作用,实现区域联动。     

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我国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

政治体系的稳定需要一个能够长期保持有效性的政治制度作为支撑,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我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包含内在的有效性,也包括外在的有效性。政治制度的内在有效性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内在起点和基本要求,政治制度的外在有效性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外在保障和必然要求。     

武汉城防战备与保卫大武汉

武汉地方军事当局自“九一八”事变起即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武汉城防战备。根据武汉第一个对日战备计划——1932年制定的《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1937年武汉抗战前夕制定的《武汉防空演习工务实施方案》、《武汉警备计划及必要时之处置》（1936年）、《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计划》（1937年）、《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1937年）、《武汉城防作战计划》（1937年）等多个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分析论述武汉城防工事及周边野战工事的构建,战时交通通信体系,防空体系,城防作战部署的完善等内容。武汉的城防战备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孤立的战备,应把其放在1937年12月开始的武汉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去探讨其本身的规律,去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而扩大武汉抗战历史的研究范畴。     

武汉抗战及沦陷与武汉市政的衰败

武汉抗战期间由于日机的轰炸,武汉市政府主要忙于防空建设和防空事务,没有办法按规划进行城市建设。武汉沦陷后,尽管在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上,在市政管理的具体措施上,武汉伪市政府与前市政府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性,而其实质却是在围绕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服务于其侵略目的。总体而言,由于日本侵略和占领武汉,在七年之间,武汉市政建设和管理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大部分的市政设施严重受损,屈指可数的建设成果与市政损失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日军特务部（联络部）的指挥下,伪市政府无市政独立和统一可言,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上都体现了十足的奴性。     

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时期的最后一战。日本发动的武汉会战包括政略攻势和军事作战两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抗日，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奏效。在军事方面，日本虽然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反，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陷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在两型社会城市的应用——以武汉市为例

简述了生态足迹研究进展,根据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出武汉市2008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武汉市2008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并对基于2种模型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2种计算结果均表明2008年武汉市生态足迹超过其生态承载力,说明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状态堪忧。提出武汉市应继续转变发展思路,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以循环经济为契机,实现从传统"三高一低"向现代"三低一高"的突破。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武汉方言说唱乐的诞生及其语言特点

武汉方言说唱乐是说唱乐这种音乐形式和本土方言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生事物,武汉方言本身的特点赋予其歌词特殊的节奏性、新颖性、流行性和创造性。本文尝试通过语篇体裁理论和语域理论来分析武汉方言说唱乐的产生和发展。     

武汉市承接东部沿海产业战略转移的对策研究

武汉市"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武汉市要巩固中部中心城市的地位,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要紧紧依托工业、科教、区位、交通、物流、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优化发展环境、突出产业转移特色、加大引资力度、实现招商集约化、吸引人力资本、注重科技创新,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战略转移,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努力打造成国家中心城市。     

关于把武汉建成“两型社会”的思考

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既是对武汉市的信赖，也是对武汉市的重托。为了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付的这项任务，把武汉建成“两型社会”，我们认为：一是要把武汉由火炉城市变为森林城市，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自然环境基础；二是要大力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人文基础。     

陈独秀与武汉

五四时期,从对武汉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思想影响,到直接指导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武汉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陈独秀争取对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则是执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宣传抗战思想的言行,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是一位保持了晚节的政治思想家。     

近代武汉"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商埠之一。其时,武汉港的洋货进口与转口、土货出口与复出口规模巨大,成为中国内地华洋互市的中心。本文论述了武汉国际市场形成、发展以至衰落的历程;揭示了制约武汉国际市场发展的基本原因。     

近代武汉商业革命述论

近代武汉的开埠开放给该地传统商业以巨大冲击，引发了近代武汉商业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从行业结构、经营方式、商业组织直至市场结构，其波及之广、影响之巨可谓前所未有。武汉的商业形态开始从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传统商业向依托现代工业、服务国际市场的现代商业转型。这一转型对近代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武汉的商业革命在行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