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减灾救荒思想述论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灾害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同时,在长期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丰富的减灾救荒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宋元明清近千年间可谓传统减灾救荒思想的集成时期。其间涌现出一批著名思想家和专门著述。如宋之董煟、范仲淹、曾巩、朱熹,元之王祯、欧阳元,明之林希元、屠隆、周孔教、徐光启,清之魏禧、俞森、陆曾禹、杨景仁、汪志伊;《救荒活民书》、《荒政丛言》、《荒政考》、《荒政丛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等。在继承前代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丰富,形成了系统的传统减灾救荒思想。试分减灾防灾、备荒、救荒善后三个层次概述如下。     

中国古代的工赈思想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还不能控制自然因素的作用危害于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荒。古代典籍中记录了许多因灾荒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野有饿殍的惨象,绘《流民图》以献上的,也不乏其人①;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有识之士帮助灾民度荒与安抚复业的议论,以及统治者的救荒诏令或政策。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初步探讨历史上的工赈思想。工赈是赈济的形式之一。一般说,赈济是遇灾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治标的办法,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古代。例如:《月令》载“仲夏振乏绝”。《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振廪同食”。振就是赈的意思。在古代的赈济,以赈谷、赈钱的为多,而工     

对《窦娥冤》中“本草”一词的解释不确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窦娥冤》杂剧注释中,对剧中人赛庐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语中的“本草”,释为:“本草,指《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记载中药的书籍。”此解释不确。按《窦娥冤》是元人关汉卿创作的反映元代前期社会生活的杂     

夏日佳肴--冬瓜

冬瓜,又名白冬瓜、白瓜、枕瓜,为葫芦科植物冬瓜的果实,全国各地均有栽培,其子、皮、肉、瓤均可入药,为夏日餐桌上的佳肴。中医认为,冬瓜性味苦、微凉,入肺、大肠、小肠、膀胱经,有利湿消肿、清热解毒、下气化痰功效,《神农本草经》言其"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轻身耐老"。《本草纲目》言其"主治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渴"。《日华子本草》言其"除烦,治胸膈热,清热毒痈肿"。用冬瓜煮粥服食,是民间治疗水肿的常用方,《粥谱》言其可"散热,宜胃,益脾"。     

简帛医书所见“仆累”辨析

正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339行:"(治痂方:)冶仆累,以攻(釭)脂饍而傅。傅,炙之,三、四傅。"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注:"仆累,即仆垒,据《吴普本草》系麦门冬别名。"我们认为训"仆累"为"麦门冬",尚可商榷。从医理上来看,相差甚远。据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339行,是将仆累捣烂与攻脂(车中润滑油)调和作外敷之用。周一谋、萧佐桃指出:"麦门冬很少有外用的记载。"《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文献均未见"麦门冬"有治痂之药效,其所附医方皆为内服     

再论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一九五九年,为了纪念达尔文诞生15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我给当时的《科学》(季刊)写了一篇《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它的主要内容是: (1)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一再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An Ancient Chinese Encyclopaedia”)中,找到不少他的学说(主要是“人工选译”部分)赖以建立的依据。     

《周礼》荒政思想试论

先秦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周礼》中列举的12 种救荒措施和6 种济贫措施,是先秦时期防灾、救灾经验的总结,也基本上包括了后世救灾赈济的主要措施,其影响十分深远,值得认真研究。     

作为眼药的乌贼鱼骨与东西方药物知识的流动——从"沙摩路多"的词源谈起

中古时期,乌贼鱼骨作为眼药的成分使用,主要是在从<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到<本草拾遗>这段时期,而该时期正是密教经典中的大型眼药方被大量翻译和中原与外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从追溯吐鲁番出土残片中的"沙摩路多"一词的源头开始,笔者不仅发现了乌贼鱼骨在不同的语言中拥有相同的绰号"海之沫",而且由佛教医学到生命吠陀,由西域到印度,由东及西,渐次扩展,追溯到了古希腊医学.由此,得到的启迪是,在东西方的古代世界中,药物知识流动的盛况比从现有史料中所了解到的要丰富得多.     

中国古代的赈济标准与民食安全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家,中国人民在抗灾救荒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灾减灾经验.灾后的赈济是抗灾减灾的重要措施之一,赈济的标准直接决定灾民的食品安全状况.通过对中国古代赈济标准的评估,本文发现中国古代赈济标准的制定极具科学性,保障了不同状态下灾民的食品安全.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

宋明以来中国救荒书的发达和国家救荒程序化规章的不断出台构建起中国传统荒政的理论宝库,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荒政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对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不同朝代赈济实例的考察表明,传统灾荒赈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都会影响到荒政的实施效果.救荒策略的成功运用和救荒程序的顺利完成更多地取决于救荒措施、手段的配置,财源的争取和动员,赈务的组织和协调以及地方官的个人素质等"实践性因素".     

明代荒政简论

所谓荒政,即指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一套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对于救荒史的研究,解放以来。史学界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研究灾荒史,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确实有着一定的意义。因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前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幕后操纵者。本文就明代的荒政问题作些探讨,冀在引起史学界同仁的注意,把灾荒社会病态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关于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与蒋寅同志商兑

我们很同意蒋寅同志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即: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体系”(《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有些学者,往往用现代流行的纯文学观点去观察、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结果常常是凿圆枘方,龃龉难通。比如说,《文心雕龙》明明是一部以一切形态的文章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学理论著作,有的同志却说它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那么,书中大     

孙思邈在医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不仅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医学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第一,“人命至重”、“志存救济”、“普同一等”的道德伦理观念。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孟等儒学的仁义、人为贵和民本思想,道家的养生思想和佛学的人生之学等,都是重视人生的。孙思邈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故他把“人命至重”作为从医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在《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达于此。”他主张:“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病,至意深心,祥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否则就是不仁。     

《诗·芣苢》新解

这是古代妇女采芣苢时所唱的歌,语言简单,韵律轻快,曾博得许多人的赞赏。但是,采芣苢何用呢?这个问题似乎早已弄不清楚了。按芣苢就是车前,自古入药,叶名车前草,籽名车前子。宋人苏颂的《图经本草》介绍说:“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累年长者及尺余,中抽数茎,作长穗如鼠尾。”有些研究者认为,古代妇女,是在春天采芣苢的苗叶为食,断言《芣苢》是一首挑野菜的歌谣。这种说法虽然接近原诗情调,但却毫无生活依据。因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都找不到芣苢     

《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字词尤可称为文化的密码,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所说:“把对语言的分析当作一面文化的镜子,主要集中于词汇”。对字词进行训释,在某种程度上无异就是对它们的文化底蕴进行解码。我国汉代出现的字词训释之书《尔雅》、《说文》、《释名》,分别以义训、形训、声训三种不同方式解说字词,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资料宝库。而《释名》一书以其涉及范围的广泛和训释方式的独特,较之《尔雅》《说文》,在文化研究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试以科学的认识论探索西藏医学之源

研讨西藏医学之源难度很大,资料极少,且多系古代神话、传说,并与宗教教义及活动交织等等。只有借助科学的认识论,才能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去伪存真从迷离的神话中揭示本因 1、辩析从“神界开始产生了医学”。藏族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藏医药典籍《晶珠本草》载:“很古的时候,静海中间有一个‘毒孜宝瓶’,名扬神界和非天界”,它散发     

壮阳药膳

正方一:冬虫夏草15克、老雄鸭1只。将冬虫夏草放于处理干净的鸭腹内,再加水炖熟,经调味后便可食用。主治肾虚阳痿、遗精、腰膝酸痛、久咳虚喘、病后体虚等(清代《本草纲目拾遗》)。方二:杜仲末10克、猪腰1枚。先将措腰洗净切,再拌入杜仲末,后以荷叶包裹,煨熟后食用。主治肾虚腰痛、阳痿、遗精、高血压、胎动不安等(明代《本草权度》)。方三:枸杞叶20克、羊肉60克、羊肾1只、     

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

美学范畴系统化问题并不新奇,美学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有其各自的体系,形成不同美学范畴系统。但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还是近几年的事。我国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自1982年哲学家张岱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开展对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的研究》和方立克在同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哲学史范畴的研究》两文后,哲学界形成了一股对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直接影响着美学家们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整理和研究的兴趣。但当时美学家们还仅仅是限于对单个中国古代美     

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与西域民族研究

<正>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志文献。这些涵盖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的记述是探讨中国民族史的宝贵资料。早在先秦文献中即已出现了有关民族的记述。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诸子之书以及《世本》、《天问》、《山海经》等古代史籍中,都包含着民族志的素材。其中《礼记·王制》篇有关"五方之民"的记述最具代表性:"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