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从“被表达”到“我表达”——试论中国“杀马特”青年文化身份的嬗变

中国“杀马特”青年群体发展初期,由于国内文化环境相对闭塞、信息传播有限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原因,“杀马特”青年群体一度在身份意识上处于被表达、被定义,甚至被严重曲解的境地,造型夸张、举 止怪异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标签。自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传媒的高速发展、商业利益的推动和公众参与社会变革主体性的增强,“杀马特”青年群体社会身份认同的诉求显著提升,其身份意识经历着从“被表达”向“我表 达”的深刻变化。     

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钟形罩”里的“看”与“被看”——普拉斯小说《钟形罩》的女性文化解读

《钟形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埃斯特独特的眼光和身体洞察,感受＂父权制＂文化的虚伪、丑陋和专制,是知识女性充分利用＂看＂的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文化的反抗和消解,是女性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埃斯特被精神分析、监控的身心体验揭示了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政治权力下的＂被看＂和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文章从女性文化视角解读《钟形罩》文本中＂钟形罩＂意象的涵义,揭示普拉斯悲剧的社会文化本质。＂钟形罩＂意象阐释为笼罩女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切产物;＂看＂与＂被看＂象征了女性个人主体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埃斯特在＂钟形罩＂里＂看＂与＂被看＂的权力较量彰显了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女性身体被政治文化客体化的尖锐矛盾。     

汉简人名“延年”身份考

"延年"是常见的汉简人名之一。它的流行,与汉人追求健康长寿的观念有关。由于多数"延年"人名简散乱残断,不易识读,对研究造成一定困难。运用历史和逻辑推理法,可以还原诸多"延年"身份。区别"延年"身份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类。绝对标准指的是姓氏和籍贯。姓氏和籍贯不同,自然为不同的人。相对标准指的是简牍的出土地点和简文所载年代、职务等信息。单一相对标准的区别效力较弱,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才更有说服力。从对"延年"人名简逐一进行排比、整理与分析可知,"延年"人名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尤以宣、元、成三朝为多,东汉简中则较罕见,这与传世史籍中的记载相符。     

寻求超越原型“田野”之道 ———读《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而说起“田野工作”,我们似乎就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白人男性民族志工作者,远离家乡,让自己深度沉浸于土著人的世界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他们面对面地接触,在参与中观察、记录和思考。然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种“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原型田野工作开始面临严峻挑战,眼光敏锐的人类学家纷纷着手探讨超越“原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一书应运而生。该书系古塔和弗格森共同编著,1997年8月于加…     

从“自由之恋”到“桎梏之婚”——梭戛乡苗族婚恋习俗个案的田野调查

在长角苗人的传统生活中，自由恋爱是其较为普遍的恋爱方式。然而在婚姻缔结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则体现为包办与买卖式的家长制婚姻。此种婚恋观的悖论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这需要以长角苗人所聚集的梭戛乡陇戛寨为研究对象，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此悖论出现的根源。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从《骨》中“家”之变迁看身份变化

伍慧明的处女作《骨》描述了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一家三代的故事,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小说中＂家＂这一重要意象。小说中,＂家＂在地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变化表明了三代人各自不同的身份定位,以及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其重要性源自作者及人物均为族裔散居者。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家＂是考察族裔散居者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线索。以解读此意象为出发点,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文本,可以对作品及族裔散居者有更深刻的了解。     

“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余华长篇小说的宏观结构

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指向之一是通过写作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作品内部有着动态的自传性。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令人绝望的孤独感是余华长篇小说的重大主题。与此同时,小说叙述中的狂欢色彩却越来越浓重。"狂欢"作为一种发现本我与宣泄自我的方式,目的在于对童年时期自我内心孤独与压抑的疗救。"看客"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这一概念曾被用在余华作品研究之中,而事实上,以《在细雨中呼喊》为分界点,"看"与"被看"的所指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因为绝对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通过叙述抵达,这些小说隐喻了个体孤独与狂欢角逐的矛盾而复杂的存在状态。"看"与"被看"模式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存在状态得以展现的条件,在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上隐喻了现代文化带来的深刻困境。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思维为突破口训练学生的作文能力——“我看残缺美”作文训练实例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构建创新教育体系，培养现代创新人才”，成了推进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如何改变“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中学生作文现状，代之以新颖别致、“个个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崭新局面，便成为我们语文教师苦苦探索和不懈追求的目标。笔者实践中发现，立足作文的主体——学生，     

身份之辩:大理“西镇”的祖先叙事

尽管在元明以来的官方史志中,大理"西镇"的"名家大姓"仍被视作一个不同于"汉人"的群体,但在民间同一时期的墓志铭与族谱等民间文献中,他们则大体上一直延续与不断地强调着他们所拥有的"汉人"祖先。"西镇"基于其祖先叙事之上的这一身份之辩,与大理洱海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关系的复杂性有关,亦与将"民族"想象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统"的历史实体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历史的进程中,处于华夏边缘的大理洱海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历几次重大的转变。每一次转变,均会重启这一地域社会空间的"结构化"过程,孕育或塑造其"地方文化的特色"。因此,对"民家人"到底是"汉"还是"白"的追问,本身就已简化或遮蔽了地方社会在历史时间中"结构化"过程的复杂性。     

“文化落差”中身份认同的吊诡——从《我爱比尔》看王安忆潜藏的身份意识

《我爱比尔》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第一世界的男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故事。第三世界女性极力向第一世界谄媚,他们趋同于西方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然而,西方优越论意识则使他们视第三世界为劣等民族,极力排斥第三世界的人。即便如此,西方人却仍不由自主地被笼罩着神秘光环的东方文化所吸引。第一世界人的优越感、第三世界人的自贬意识让他们都忽视了"他者"的存在,忽视了民族个性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他们都需要依附"他者"而存在。     

“空间”与身份重构——《小妖精集市》中的女性身份分析

《小妖精集市》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最杰出的,也是最受学术界关注的诗作之一。诗歌向读者们展现了两种分裂状态:一是男性"自我"空间和女性"他者"空间的分裂与对立;二是处于边缘化深渊中的女性心理的分裂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只有借助于"第三空间"才能实现身份的重构和自我拯救。     

不会“看”表的老爸

我爸不会看表。大家一定很奇怪吧？可这是真的! 一天晚上，吃过饭，我正在客厅里有滋有味地看着动画片。忽然听见老爸喊：“沛沛，怎么还不睡觉？快9点了!”“9点这两个字，爸爸喊得特别响，似乎是故意提高了八度。我想：不对呀，我刚刚看电视的时候才7点30分，也就看了半小时左右，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