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三篇)

王念孙每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随文刊正段玉裁《说文注》之疏失,其更出《王氏段注签记》专事补弊救偏,实足弼成于段书。惜王氏立辞过简,意多未尽。兹文考辨其中三事:其一,段氏"鸢""鹇""弋"牵混为一,失之;王氏谓"与专切"之"鸢"本从"戈"作,经传"鸣弋"自非"鸣鸢",得之。然王氏改篆从隶,固不可取。其二,段氏径删《说文》"骘"下"读若郅"三字,王氏云其非,未足具论。今考段氏致误之缘由,殆其未明职、质二部古音相通也。其三,段氏以"幵"声之字皆隶真部,王氏非之,惜言之未详。今验之古韵谐声,知"幵"声字古音分隶元、耕、脂、支诸部。     

章炳麟古韵学“队”部独立考论

章炳麟在汉语音韵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独立出"队"部。章氏依据《诗经》用韵及对谐声字的分析,据"平上韵与去入韵堑截两分"的理念,从王念孙的"脂"部中将去入韵独立出来,成立"队"部,相当于黄侃的"没"部,王力的"物"部,为后来学者所广泛接受,从而奠定了章炳麟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     

“音转”“合韵”说在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中的价值

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古音系统,从历时纵向上说明韵部系统的演变,并用"音转"解释例外;从共时横向上说明韵部系统与支撑材料的关系,并用"合韵"解释例外。"音转"与"合韵"是段氏古音学体系的重要内容。段氏通过重点解释"音转"与"合韵"两类例外现象,保证了其所分韵部系统的科学合理性。     

“谐声同部说”评议

古音学发展到清代,步入了群星灿烂的极盛时期,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不仅为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也放射出了绚丽夺目的光彩.昆山顾炎武肇其端,粗分古音为十部,力辟榛芜,启牖功高;婺源江慎修振其绪,进一步分古韵为十三部.步其踵武,擘析加密.其后段玉裁、孔广森、戴东原、王念孙、江有诰、章太炎、黄季刚、王力、董同龢等,相沿迭续,承继有作,补苴罅漏,浸浸加详.至此,先秦古韵之部类分合,遂昭然若揭.其中尤以段玉裁氏,生逢乾嘉盛世,采撷众英之     

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公认: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一部《广雅疏证》“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先生语)。这主要是因为,在古音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为什么能促使具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呢?这是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从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看其古音研究的得失

作为把古音学引向真正的科学道路的奠基作,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影响着整个清代的古音研究。这部巨著采用归纳上古韵文用字、分析汉字谐声偏旁、考察异文假借、离析唐韵的科学方法,将古韵分为十部,为后人研究、认识上古韵部开辟了成功之路。但筚路蓝缕,瑕疵多有,其后古音学家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章炳麟、黄佩、王力等人都对顾氏的不足提出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三人亡马步行”非“无马步行”浅议

《史记·李将军列传》“三人亡马步行”一句,一般选本皆忽略不注,有的选家虽有诠释,如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注为“亡马步行,无马而徒步行走。亡通无。”(见《史记选》四四七页注三七)北京大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注释为:“‘亡’通‘无’。言此三人并没有马,只是步行。”(见该书三五五页注四二)此说未必的当。“亡”在古音阳部,“无”在古音鱼部,两字同属微母,故为双声通假,这毫无疑问。但此处“亡”训作“无”,“亡     

围绕脂、微分部的古音学史演进

如果我们以王力古韵分部"脂——质——真"和"微——物——文"六部为基础来考察古音学史的演进,就会看到,清代戴震是3∶6,王念孙是4∶6,江有诰是3∶6,晚近章炳麟是5∶6,黄侃是5∶6,曾运乾是6∶6。王力的6∶6是有优点的,最大的优点是以古音构拟深化了脂、微分部。     

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音

本文论述:1.上古冬部因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归向:先秦时期在西北方言中近于侵部,在东南楚方言中近于东部;2.战国以后东、冬、阳三部互通成为楚方言的一大特色;3.幽部兼通东、冬、阳三部,是上古楚方言的又一特点;4.现代湘、赣方言“农(犭农)”二字的读音与上古楚方音相关。 1 在上古韵部的划分中,冬部的独立与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冬部与东、侵两部的关系从清儒到现代学者一直聚讼未决。或以东、冬不分,如顾炎武《古音表》、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早年)《六书音韵表》、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王念孙(早年)《与李方伯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于省吾(释(?)、吕兼论古韵东冬的分     

黄侃的古声十九纽

古音学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由清初的顾炎武所创始,中间经过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严可均诸家的努力,取得卓越成绩。民初,章炳麟先生,在清儒研究的基础上,不仅在音类的划分上提出自己的创见,而且开始用汉字描写所分二十三部的音值,使古音学研究前进一步。章氏的学生黄侃先生,远绍乾嘉,近承师说,而又能突     

顾炎武《古音表》中“并入”和“收入”解析

顾炎武是我国古音学的奠基人。他积三十年功力而探求古韵,写成长章巨制《音学五书》。顾炎武《音学五书·古音表》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并入和收入。从前研究上古音的学者对它们不大注意,但据我们看来,这两个术语的设置正是顾氏观察语音现象的慧眼独具之处。他的古音研究一方面注意韵文材料的归纳,并旁及文字的谐声现象,因而得出古音十部;另一方面,他吸收陈第的理论,认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鉴于上古韵文押韵系统与中古二○六韵分韵的差异而对今音进行了离     

王力脂微分部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王力先生的脂微分部：一是清代的古音学家对脂微是怎么归部的,而王力先生怎么能脂微分部,是怎么分出的;二是王力先生的脂微分部的重大贡献。脂微分部是王力先生对古音分部的贡献,可以说微部从脂部分离出来形成脂—质—真,微—物—文阴阳入三配的格局,古音分部也趋近成熟。     

“地”与中国文化

“地”与中国文化杨逢彬《说文·土部》云：“地，元气初分，轻清扬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这段说解，显然有些牵强而不着边际。笔者以为，许慎对“土”字的说解，才较为接近“地”的本义，详见下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也”字。“也”的古音在支...     

“白马非马”解诂

对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学界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有的学者认为,“非”字只能作“不是”解,“白马非马”的意思只能是“白马不是马”,因此断言公小龙的这一命题,是通过论述“白马”与“马”在概念上的差异,来否认“马”和“白马”的类种包含关系,否认白马是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非”通“异”或“(韭巳)”,可以作“异于”讲,“白马非马”的意思是“白马异于马”,从而肯定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一个逻辑学命题。比较两说,我以为后一说较为可信,但对“非”字的训释,由于取证不当,尚难服人。古音“非”在微部,“异”在职部,“(韭巳)”从已声,“已”在之部,因此“非”和“异”或“(韭巳)”都不得相通。本文打算从文字学和训诂学角度,讨     

稿件修改背后的意识形态踪迹——以范长江《歧途上的危机》一文为例

专论《歧途上的危机》是范长江的一篇佚文,先后被刊发在《抗战周刊》和《战地文化》两本期刊上。该文写作于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期间,国民党内外政策此时开始倒退。范长江在文中严正指出,团结和分裂,决定着中华民族是走亡国灭种还是民族复兴两条道路的重大抉择。《战地文化》编辑通过更改句读、删字、关键词替换、删句、删段等编辑手段,使语词在重新组合的层次上输出新的信息,充分利用编辑修改的造句和表意功能,以刻意维护和建构符合统治阶级的某种意识形态。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古音学上的“同声同部”说应怎样看待

对“同声同部”原则,虽有人提出过一些异议,但学术界对这一原则仍存在着误解、滥用的情况,有的知名学者甚至认为考察古音,“谐声比韵语更可靠”。本文就如何正确对待“同声同部”原则作了多方面的阐述。提出:①音韵学者的古韵分部本质上是韵语归韵,从谐声看都大量存在“同声异部”的现象;②单纯依靠谐声系联,不是科学的方法;③“同声同部”说是段玉裁谐声归韵的重要原则,但不是最高原则;④谐声和古音的一致是有条件的。     

《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的右文说

右文说起于晋杨泉《物理论》,宋王圣美承其说。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的发达,右文说的合理部分得到清儒的吸取利用。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段玉裁在右文说的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段玉裁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下简称《说文注》)中。段注《说文》,倡“以声为义”,认为古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必同有某义。据沈兼士先生统计,《说文注》解说右文的地方共有六十八条。王念孙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