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高丽国对南宋牒》研究

《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是高丽发送给南宋庆元府的外交文书,主要记载了被蒙古掳获的南宋升甫等三人逃往高丽以及归还本国的情况。“牒”既是外交文书,也可作为宋与高丽国内的官府文书使用。“牒”是当时东亚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但流传甚少。这件文书虽是二手资料,但其文书构造形式非常完备,因此是研究当时文书制度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这一文书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东亚各国所使用的牒的文书形式,还可以考察宋与高丽间投归人和飘海人的接纳、遣返以及海商等诸问题。     

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

出土文献中,有这样一类简,它们悉数列出全年日干支,并在日干支下记事.这类竹简,应该称为"质日"."质日"不是官方档案或文书,而是一种私人文书,主要是将自己平时的活动及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以备自己需要时查阅."质日"可能是官吏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底子"."质日"体现的行政色彩,或许与其主人的官吏身份有关,或许与官吏的考核有关.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论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文书的形式

依据现行立法,由法院作出的民事“执行依据”文书主要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决定书、民事调解书和民事命令五种。在司法确认制度试点阶段,地方法院曾使用过判决书、支付令、决定书、调解书和确认意见书等多种文书形式。理论界主要有判决书说、裁定书说、决定书说、调解书说和确认书说五种。2013年1月生效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确认文书形式为裁定书,这一规定面临诸多种困境,建议将调解书作为司法确认文书。     

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书札及簿籍

私文书是家庭或家族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其特点是家庭或家族成员以私人身份形成的,仅代表个人;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仅为家庭或家族成员服务;反映了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意志和活动;由家庭或家族保管。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信件、名谒文书、私人志记和私人簿籍等,即是在汉代家庭或家族里出于个人需要而形成的、且反映并代表私人的意志和活动、由家庭或家族私自保管的文字信息。它是研究家庭或家族与社会发展变化的极好资料。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汉代封事的产生及意义

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作为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皇帝亲自批阅的秘密章奏文书,它的产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启了后代秘密议政参政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在"以文书御天下"的时代,封事作为一种文书工具,在完成西汉中期的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徽州文书》第四辑的价值

《徽州文书》第四辑是私人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大规模的系统的的影印发行，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搜集整理之外，编者还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田野调查的结果以寻获记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增加了对出自村的考察的内容和新增了几幅老地图。此辑文书在宗族关系方面研究价值极大，既提供了宗族内部互动的资料，也提供了异姓宗教之间互动的材料。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六朝扬州地记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性探论

六朝时期,咏物文学兴起,地记中的物类记述,与咏物诗、咏物赋等文体一道,成为六朝体物文学的重要文学载体。地记物类记述的繁荣,与当时思想多元化、"博通"风气盛行以及地域大交流的局面有关。地记中的物类记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色,其所记各物类除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外,又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特征。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地记中的物类记述与咏物诗、咏物赋等在所记物类内容选择、语言形式、行文结构上等皆有较大差异。     

“水程”与“议约”:清代汉口房地产卖契的书立——以徽商文书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前期的汉口房地产买卖,在签订绝卖正契之前,通常会由卖主出立一种议约性文书——"水程"或"允议约""承议约"。这类文书有类同时期江南的"草议"和广东的"定帖",其书立过程、基本内容和功能性质大致相同。草议、水程、定帖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或相近而存在于不同地区,说明至迟到清代,各地房地产交易文书的具立形式和步骤,大致相同,趋向一致。     

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驿程记》地名及年代考

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驿程记》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世俗文书,原系李盛铎旧藏。文书中涉及的地名共有21处,其中可以考证的地名11处,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地名10处。通过对文书有关地名的考释,推测可知敦煌本《驿程记》的具体年代应在唐宣宗大中五年。     

从利益维度看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基本职能问题的实质在于解决政府"最应该做什么,最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具有最大化的普适性。以利益作为逻辑起点和分析维度,通过对追求私人利益的私人事务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私人利益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制度的探讨,说明政府作为最能执行选择性激励的"集团",其基本职能在于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     

汉代告地书及其文体渊源述论

告地书是西汉初年使用比较普遍的随葬文书,它模仿地上通关文书"传"、"过所"的文本形式,借鉴政府公文在人世间的文体权威,向地下冥府告知死者户籍财产等信息,由此希望死者借此在阴阳两界顺利而合法地通行,且如愿入登冥府户籍,安于地下生活。告地书发生于户籍制度较为严格的西汉初期,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     

俄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

义净和尚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著述亦甚多,保留下来的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西方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俄藏敦煌Φ209号前面残缺,后面未抄写完,经我们研究这篇文书就是唐义净和尚所著《西方记》抄本残卷,通过对这篇文书研究,使我们得以看到《西方记》的原貌。     

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

朝鲜王朝仿效宋朝编修《时政记》,乃是一项重要的修史制度。朝鲜《时政记》的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而是由专职史官编修。为确保《时政记》依时完成,朝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史官的制度,依据《时政记》的好坏,评定史官的考核等级;《时政记》乃是在《承政院日记》及各司文书基础上,重点记录现行的各项制度并加以评论,是编修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同被洗草。因为《时政记》乃记录当朝人物与政事,也成为朝鲜党争的重要因由,朝鲜历史上的"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皆不同程度与《时政记》相关。研究《时政记》,也可以透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     

简牍所见秦及汉初的“致”

秦及汉初简牍中,"致"除以"送达"的本义出现外,其他动词性质的内涵也相当丰富,甚至还有作为形容词或读为其他字的用法,多与其本义有相当差别。秦简中名词性的"致"通常都可释为一种文书性质的凭证或凭券,但使用场合互有不同,亦足见其为秦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汉初用于出入津关的"致"确实是一种通知书性质的凭证,需与符、传等出入关凭证配合使用。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致"只是携带车马等重要物资出入津关时所必备的,不宜过度夸大其使用的普遍性。     

张爱玲《对照记》的撰述:家族寻根、个人形塑及其他

1990年代初张爱玲撰述的《对照记——看老照相薄》(下文简称《对照记》)作为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不光具有文学研究层面的意义,同样亦有社会、历史、传播等层面的阐释空间。张爱玲的成长经历使她对家庭与亲情有所疏离与质疑,但1946年以后她开始意识到个人与家庭、家族有一种拆分不开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对照记》是晚年张爱玲对这种关系进行的血缘、色彩层面建构,既是一种家族的寻根,更是对自我社会形象的塑造,另外其中也涉及了私人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