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成立于1922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它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其成果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仍有很高的"引用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该学会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1930年初,学会开始吸纳中国学者加入,开启学会本土化进程。40年代中国学者成为学会学术研究及组织机构中的主力,展示了学会本土化发展趋势。     

民初新式学会制度之确立

近代学会主要是从西方移植和模仿而来的。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其所创建之学会多为纯粹的学术社团。民初普遍建立的各种学会均有固定之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制定有指导性之章程,在定名、宗旨、任务、会员、专业组织、会费、经费来源、选举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各种学会之活动方式,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为主,兼营筹设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本专业图书、创办学术期刊等学术活动。各种学会之建立及活动之制度化,加强了学者间之学术交流,推动了各种学术之发展。      

黄奋生与中国边疆研究述论

黄奋生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问题研究学者之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且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边疆问题解决体系,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成员之一。对蒙古自治运动、边疆概念与内涵、边疆民族政策以及边疆民族自决自治理论、边政机构、边疆政治制度等问题的探讨,构成其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他将"治学"与"治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呈现出边疆研究本土化的研究倾向。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中国近代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源远流长。不过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研究内容、特殊的历史影响,使它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具有了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对中国近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各大学的西迁,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有关边疆之研究与著述也层出不穷。在这一空前绝后的边疆研究热潮中,各大学设立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的边疆研究机构成为这一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不但编辑出版了多种高水准的刊物和研究论著,更以实地调查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促进了边疆学术研究的新发展。     

孙中山与中国边疆现代化

本文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关于边疆地区民族关系、行政设置及经济发展的思想及构想。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

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是中国边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由直接侵占演变为物色、培养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独立"分裂中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应变政策以图自救,但实效甚微.第三次边疆危机为后来留下许多边界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民国初《藏文白话报》对西藏的政治社会启蒙

1912年,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建构现代国家。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在北京主办发行了汉藏文对照的《藏文白话报》,这不仅在藏族新闻发展和藏文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开启西藏地方官智民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     

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民族认同导向和当地化进程

民国时期的华社无论其精神面貌、实质内涵还是社会架构,都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个移植社会,该时期的华校是中国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其教育方针和课程设置与中国国内是基本一致的,教材绝大部分也是由大陆的出版机构编辑发行的,强调教学内容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该时期华语教材的主导思想。但同时华校教育又必须适应华侨居留地的社会环境,为侨生在居留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实施华语教材的当地化。     

民国时期的中国医疗保障探研

虽然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之前传统的医疗保障制度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出现。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有助于认识中国医疗保障观念和政策的沿革,对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创新的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是其显著表现。在影响 民国学术的诸种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民国学术领域异军突起,一 枝独秀,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并对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晚清邮政地理分布的经济特征

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压力下诞生的近代邮政具备明显的经济特征。通过对晚清时期经济因素对邮政发展影响的研究，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与到最近通商口岸距离显著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辐射效应。同时，拥有较大通商口岸的省，各府邮政机构数量更多受到工商业发展与贸易水平等现代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他省份各府则更多受人口、交通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晚清近代邮政的分布已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特征，与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传统驿传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国合作社法之演进

合作社经济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公正这一双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在民间、政党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发展,有关合作社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法研究

民国劳动法产生后,学者们开始予以关注,并在介绍引进劳动法、评述劳动法、书写中国劳动法史及劳动法的汇编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于劳动法研究也有贡献。1949年后,劳动法研究先是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后受现代化模式下的史学观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法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这些研究大多存在为现实政治服务、研究模式固化、研究时段集中、缺乏劳动法实施研究等现象,且史学化的研究多、法学化的研究少。今后应加强理论和方法创新,拓展研究时段,推进劳动法实施的研究。     

论建国初期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与策略

建国初期,我党正确分析国情,把握主要矛盾,不四面出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了南方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共和国初期民族自治地方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政治制度历史性飞跃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和推行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民族管理由传统到现代、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按照全面从严管理、适度民族化和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干部教育的原则,民族自治地方多措并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举办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民族院校、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实践中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配合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政等方式,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应深入探寻历史智慧,统一认识,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健全干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和统战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突出关键岗位历练与源头培养,强化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教育培训,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进而推动民族自治地方五位一体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及启示

文章探讨了民国时期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为社会的转型与制度的缺失、诊疗模式的改变、医生的医技与医德、患者的医学素养与医疗观以及媒体的介入等;为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民国时期主要采取了重视医德建设及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的措施。这些对当前医患纠纷的处理给出了提示,即医患纠纷是普遍存在的,且在社会转型期会更频发,各项制度的完善是减少纠纷的手段之一,医德的建设仍需完善,而民众的医学素养提高也将是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