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以北京市为例

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监管制度建设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现代风险,必须建构复合治理模式,从推进公务法人制度、行政咨询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政府建设等多个层面展开有针对性的变革。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模式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内涵丰富且意义特殊.新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治理场域建立起的"多元主体"一体化治理机制和多元主体"嵌入式"共治方式,包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和价值理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疆的实践模式,体现出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具体化为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实践.建设"人人...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法治之维——现代法治的理论展开

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类型,"启蒙法治观"并不能囊括众多法治类型的个性。社会治理概念预示着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理念之确立,它的实践维度内在地蕴含了"良法善治"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展开的,社会的基础性意味着自主性的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则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规范和引导,这是现代法治谋划的基本场域。社会治理的法治意义及方法论价值在于确立了自治在法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简约化的法治精神,展现了自主性作为法治基本精神的重要属性。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加以勘察,则社会治理包含了一种关于平衡的法治理念,这同时意味着法治的边界意识。     

谈“买一赠一”

“买一赠一”在市场经济的确立之初起着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却显而易见。对“买一赠一”从法律上进行定性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买一赠一”的买卖行为与赠送行为密不可分,赠送行为服务于、从属于买卖行为。这两个行为是同一合同之内容。赠品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质量条件,适用违约责任。赠品因缺陷致他人遭受财产、人身损害,属于侵权责任,可以适用《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存有争议。传统一物一权原则有其特定涵义,因其内含物权的基本功能价值和反映物权的基本属性与商品经济的要求,应予坚持。传统一物一权原则为罗马法时代的产物,主要适用于有体物和所有权,已滞后于社会现实,因应社会发展变迁,其内涵应有所发展,即＂一物＂包括＂客观一物＂和＂观念一物＂并囊括有体物和部分无体物,＂一权＂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等。     

"一村一品"与现代农业组织

本文阐述了"一村一品"运动的由来、内涵和实质,对世界各国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我国"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情况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村一品"运动与现代农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出依托现代农业组织发展深化我国"一村一品"运动的政策建议。     

伊朗与“一带一路”战略

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资源,伊朗在"一带一路"中都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中国和伊朗合作具有多方面优势。尽管伊朗投资环境有望逐步改善,伊朗核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仍然面临外交压力和不确定性,从伊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总体局势分析,仍有不稳定因素将长期存在,中国对伊朗的投资风险与收益长期相伴。通过正视、评估中国与伊朗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针对存在的风险,提出可能的应对之策,以期减少"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内涵

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意味着酝酿近两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式以国家意志向内、向外宣传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梦的外交战略延伸。其本身具有历史的必然逻辑,将承载着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过程角色转型的重大使命。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问题反思与重塑

我国一村一法律顾问实践在近十五年里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推进乡村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S省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运行中尚存如下问题：村民好评率低、村委会认可度差、驻村法律顾问自我成就感弱、司法行政人员满意度低。问题背后折射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自身的不足：工作职责内容规定过于宽泛导致角色冲突;过度的行政资源配置手段违反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责权利配置不合理导致工作开展不可持续。为了进一步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优势,需要重新定位驻村法律顾问的岗位角色,明确其主要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出发重新明确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重新归位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充分尊重和维护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实现责权利对等;并建议司法部尽快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条例》。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犹太学研究

关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交汇的起点,国内外学者说法不一。但是,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两件文物表明早在公元6—8世纪犹太人已经来到中国,与中国具有商业和文化往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便对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问题加以探讨。新世纪,尤其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犹太人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引发了从事犹太研究学者的多方关注。     

一人公司及其人格否认研究

从一人公司的性质及其人格否认之法理研究出发,阐述现有的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忽略了一人公司的特殊性,由此对我国一人公司及其人格否认的立法提出了建议。     

跨境电商与中国文化输出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的发展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彰显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价值,而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改革政策。它不仅使得中国文化的输出显得日益迫切,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输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文化输出还存在诸多限制,因此,为了提升中国文化输出的能力,从跨境电商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

"文各体要"论是章太炎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在不同时期,章太炎对"文各体要"的表述有所不同.1906年以前,一般表述为"类例"、"体要"等.1906年,正式提出"文各体要"论,并集中表述为文学的雅俗观.晚年,集中表述为"发情止义".章氏论文推崇魏晋,服膺魏晋文体论.章氏依准魏晋文论,并据以评价后世之文,是为复古魏晋.他还希望以此消除当时梁启超报章文、林译小说等文体之不良影响,平息骈散文之争,并因以抵制用西方文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