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关于历史悲剧的狂欢记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描写"文革"题材的小说中出现了突出"文革"的喜剧与荒诞意味的思潮.无论是刻画"文革"中的"性解放",还是渲染"文革"的狂欢氛围,都还原了关于那场历史悲剧的狂欢记忆——那是混合了恐惧、愤怒、紧张、油滑、嘲讽、疯狂的政治狂欢.这样的记忆与"伤痕文学"的悲痛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共同丰富了我们对于"文革"复杂性的认识.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 ,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之选择与建构,指出该族群在面对社会变迁之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即失落或弱化其“表征社会记忆”,秉持和传承其“本质社会记忆”,从而既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变迁与转型,处理好与他族在互动交往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牢固地维系本族群的认同,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记忆场所视角下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 ——基于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的个案分析

受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地方居民对于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现象,文化认同危机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记忆场所理论视角,结合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保徽”传承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建徽”创造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改徽”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研究认为通过对地方文化记忆场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能够有效地唤起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记忆,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从而长效地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体系建构初探

战争记忆自20世纪70年代被予以关注,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纪念的时代”,通过纪念化与博物馆化,记忆被公开地赋予合法性,并完成了从日常空间内部实践到机构性空间实践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从整体视角反思以战争为代表的灾难历史事件,尤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创伤记忆”已经成为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尝试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从博物馆静态陈展与参观群体的动态体验,初探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的建构体系,以此深化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战争记忆的深度表达以及其在博物馆体系中的建构,提升博物馆参观文化领域的知识外溢和学术贡献。     

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影像实践——基于一种影像社会学视角透视

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主要是“影像实验和影像实践”,从影像社会学视角透视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本土化实践具有深刻性与合理性,可见到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国主题”的本土化表达.这些本土化实践主要表现为影像隐喻——反思“文革”的政治文化与影像记忆、都市影像——都市结构和都市文化新景观、生存影像——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状态等,它们构成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本土化实践的经验和主题,体现了新媒体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记忆的编年史: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

在村上眷树的《奇鸟行状录》中,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战争亲历者通过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战后第一代在成长历程中,发现“自我”与“过去”难以割裂,战后第二代则为摆脱历史精神创伤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既透射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呈现了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     

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析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塑造个人.文章借助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与记忆的亲缘关系,指出在用文字建构的艺术王国里,文学与记忆并肩而行,作家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文本.在对传统与信仰的坚守中,文学与记忆形成了最坚固的联盟.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历史的需要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从报上读到中国新闻社的一条新闻,为了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提出:“我主张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是想让大家——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血的教训。” 对这个建议,熟悉的朋友无不称赏,认为这是一个为党、为国、为民“计深远”的好主张,它代表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于是,我草就了一篇短文,投给某报,想为建立“文革博物馆”造点舆论,稿子头一天送去,第二天就退了回来。我真没想到处理得这样快,也没想到退的理由这样怪。退稿信上说:“稿子责任编辑、部主任、主管的副总编辑都看过,从思想上都认为,建立‘文     

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钱谦益《西湖杂感》的“记忆”书写及时空层叠

顺治七年五月,钱谦益在杭州写下二十首《西湖杂感》组诗。诗中关于“记忆”的书写展现了复杂的时空层叠状态。钱氏将关于杭州的书写与南京相联系,指向了衣冠南渡的记忆,并将“衣冠南渡”一词进一步赋予了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以及清朝剃发改服的指涉。诗中所书写的山脉与建筑都被蒙上了明清之际的易代观感与反清复明的遗民心态,显现诗人对英雄人物的呼唤以及天道好还的循环史观。诗中对友情与爱情的美好追忆,最终都落脚于钱氏关于亡国与降清的核心记忆,并带有集体记忆的意蕴。随着记忆不断侵入现实,现实亦不断勾连记忆,在这种时空层叠的呈现中,钱谦益《西湖杂感》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曾经的此中之人在处理“记忆”时的复杂心绪。     

人民记忆的符号传播与精神寄寓的文化表达——再论“新写实”

“新写实”的创作主体试图苦心经营出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但实际看到的却是一切“生存空间都已经被集体意志所侵蚀、所消解化了”。他们共同努力,用“人民记忆”抵抗第一世界的“话语渗透”和本土文明的“自茧行为”。这个时期的经典文本虽然隐喻着创作主体的生存“尴尬”,但也寄寓着作者透过文化生产现实生活反思的精神指归。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近15年来,西语学界在记忆研究方面非常关注全球化背景对记忆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和"全球化记忆"以及"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等等并非同义的概念范畴。"全球化的话语"意味着共同的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相似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困境、和而不同的发展理想等等。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承认"全球化记忆"的合法性。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创伤记忆,另一种是启蒙记忆。全球化的记忆不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出发点持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