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诗

试论王安石诗胡守仁王安石以一身而兼皙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只论述他的文学，不涉及其余，而文学又只论述他的诗。王安石的诗继承了杜甫的诗歌传统。他对杜甫极端崇拜，在《杜甫画像》里，大大肯定杜甫的爱国爱民思想，说他虽遭遇坎坷，过着颠沛...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     

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为文章者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书昌语)。新生于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为后世公认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总结、发扬了他以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切遗产,在中国古典诗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拓了诗的新世界,影响千百年的诗歌史。他之后一千二百多年的诗史上,凡卓然成家的诗人,大都能找到杜甫的影子。正如宋祁说的“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再后人多矣。”(《新唐书·杜甫传赞》)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萧涤非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

萧涤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唐代文学专家。萧先生的杜甫研究,尤享誉海内外。他还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中国文学史》、《皮子文薮》等多种著述行世。他不轻易动笔,却篇篇掷地有声。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与中国

一在中国北大留学吉川幸次郎(1904—1980)号善之,日本神户人。神户自古与中国大陆畅通,为华侨集居之地。吉川先生自幼常与中国孩童玩耍;及长,对唐人街的中华文物很感兴趣。一九二三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成为汉学家狩野直喜(1866—1947)的得意门生。     

陶诗抒情艺术浅探

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云：“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之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明代王圻云：“情之所蓄，无不可吐出；景之所触，无不可写入；晋惟渊明，康惟少陵。”（清陶谢集在《靖节先生集民诸本评陶汇集》梁、王二人从抒情艺术着眼高度评价陶诗，把陶与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相提并论，是颇有见地的。因而对陶诗的抒情艺术方法进行一些探索，是颇有意义的。我国的抒情诗，在陶渊明之前已经有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峡经咕帼风》、饲。雅》，《楚辞》的《离骚》、《九章》…     

苏曼殊与外国文学

著名作家郁达夫曾经对苏曼殊 (1884—1918)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作过这样的评价 :“拢统讲起来 ,他的译诗 ,比他自作的诗好 ,他的诗比他的画好 ,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1。这种说法虽有可议之处 ,但至少肯定了一个事实 :翻译在苏曼殊的文学活动中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 ,苏曼殊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就成了苏曼殊研究中的一个诱人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一、以翻译开始文学生涯苏曼殊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是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190 3年 ,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     

吴宓的文学功用论

吴宓（1894－1978），陕西经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在比较文学领域，他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①。他写于1919年的论文（红楼梦）新辩》，“从比较中探讨《红楼梦》的精神与价值，为红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在吴先生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用西方小说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②吴富一生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和沟通中西文明，所以他对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吴宓论述文学的功用，主要见于《文学与人生没《吴宓诗及其诗话》二书和论文《（红楼梦晰谈》中。笔者据此对吴…     

《杜甫全集校注》——集大成的一代巨著

<正>2009年,鉴于《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必须有始有终地完成,在时任校长徐显明推动下,遂先后提出了"山东大学关于完成《杜甫全集校注》的意见"和"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终审统稿工作方案",重新启动"校注"工作。经山东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确定《杜甫全集校注》后期工作,由"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由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承担,张忠纲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此后,《杜甫全集校注》在已有基础上顺利启动。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并力支持下,项目组诸成员全力以赴,校注工作进展甚速。张忠纲结合近年杜诗研究的新进展,对汇集的初稿逐卷剔厘补订,详加审改。又经五年努力,《杜甫全集校注》终克告竣,《杜甫全集校注》共分诗二十卷,文赋二卷,附录五卷。编撰过程中严格统一体例,统一要求,分工撰写。《杜甫全集校注》采用编年体例,又因杜甫传世之作,以诗为主,故诗、文分编而先诗后文。诗之编年、主要参照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即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对《镜铨》编次有异议者,则参伍他本而调整之。     

《望岳》新释

一杜甫的《望岳》,脍炙人口,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对诗的要旨,人们往往能心领神会。但由于注家蜂起,人们对这首本来深刻而浅显易懂的诗反而不解了,读注本而坠入五里雾中,大有茫茫然不知所以之感。如对《望岳》之题解,《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这样解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杜甫赴洛阳应进士举,落第,於是漫游齐赵一带,这诗是游泰时所作。泰山为东岳。近岳而望,并未登山,故题作望岳。诗中描绘泰山高大而磅礴的气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古代诗人中,他对杜甫评价最高.杜诗对钱钟书的人格、气质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钟书的杜甫研究主要包括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杜诗的境界、杜诗的创新精神、杜诗的影响等方面.杜诗对钱钟书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对杜诗的化用、对杜诗句式的模仿、对杜诗意象的借鉴、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等方面.     

杜甫的夫人诗及声妓诗

在唐代诗人中,能以诗的形式描绘出各个阶层的、丰富多姿的妇女形象,杜甫是首屈一指的。日本松浦久友先生把唐代女性诗按题材分作五类:一、宫女;二,思妇;三、美女、娇女;四、神话传说及历史上的女性;五、亲人,妻妾;并认为杜甫的女性诗集中于四、五两类。其实,杜甫除写这五类外,尚有第六类,即战乱中多灾多难的劳动妇女形象,如《新婚别》中暮婚晨别的姑娘,《三绝句》中被“殿前军马”霸占的妇女,《负薪行》中。“一生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