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方法探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立法解释作为一种有权解释,它与法律相伴而生,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对立法解释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日臻成熟,故立法解释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中国古代立法解释的方法可划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及特别解释这么几大类。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探析

中国古代的立法解释与法律相伴而生 ,并在法律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解释主体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技术的日臻成熟 ,解释的方法亦多种多样。这些都突现出了历代中国对立法解释的重视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是刑法解释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之间、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立法解释之间以及刑法立法解释之间是否存在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并不涉及溯及力的问题,无需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与规避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现象实践中时有发生。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表征。这些社会危害包括模糊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的界限,不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造成了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失衡,不利于社会机能的实现;导致了立法解释权、司法解释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矛盾重重,并极大削弱了刑法立法权。对此,应从树立正确的刑法解释观念、尽可能保障刑法立法的适时性、构建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撤销和避免机制等方面着手来加以规避。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立法解释评析与适用探究

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专门通过了一项立法解释。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应是"私利性"和"擅自支配性"的统一。对该立法解释的适用应坚持"不溯及既往"原则。     

质疑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

根据刑法第 9章渎职罪各条文规定 ,渎职罪主体 ,除个别犯罪外 ,都是特殊主体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渎职罪的主体 ,不能构成渎职罪。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扩大了渎职罪主体的范围。这违背了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论法律文义的一般与具体解释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与核心。一般的文义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进行的解释,一般通过在立法与法学研究中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对法律条文的语法与句法进行界定、解析完成。具体的文义解释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一般文义需与案件个体情况相结合,通过参照其他解释方法而确定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     

论实质单位犯罪问题的立法解释

实质单位犯罪问题诸如单位诈骗、单位盗窃等由来已久。对此,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形成了诸多学说,主要有无罪说和自然人犯罪说两种代表性观点。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30条的解释采取了自然人犯罪说的基本立场,即仅处罚个人。该解释虽然采用了类推解释的方法,但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上,它属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造法性解释,没有溯及力。     

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 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之宪法分析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由宪法解释制度、港澳基本法解释制度与普通法律解释制度等构成。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与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民主权”、“民主集中”、“权力监督”等宪法原则和精神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立法解释制度之发展与完善必须尊重上述制度原则，否则就会违背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制度体系内的不协调和不一致，最终使制度在整体上丧失其应有的效力与功能。     

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之界定探析

廓清立法解释程序的内容与范围,是研究与完善立法解释程序的前提,同时其本身也是立法解释程序的基本问题之一.对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的界定,应当从立法解释活动过程与立法解释程序内容的构成标准两个方面入手,以立法解释程序内容的构成标准为尺度来对立法解释活动过程的各个步骤进行筛选,是界定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的合理与有效方法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分析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由宪法解释制度、港、澳基本法解释制度与普通法律解释制度等构成,它与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及“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立法解释制度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民主权”、“民主集中”、“权力监督”等几大原则是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依据,对如何完善立法解释制度作出了初步探讨。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比较

论题对法释[2001]29号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两者的效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基本要件、何为“以个人名义”、何为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以及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归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有公司民主管理法律制度的解释论与立法论

国有公司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质的必然要求。根据宪法,我国公司法初步建立起了国有公司民主管理制度。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公司法规定的民主管理制度名存实亡。应该完善国有公司民主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赋予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切实的民主管理权,内容主要包括:知情权、意见建议权、异议权、否决权和建议罢免权。     

从立法听证看人大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立法听证是公民参与立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是立法机关接受人民监督的有益形式,是保障公民监督权的重要方式.我国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有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立法听证应坚持公开、公平与效益原则,以实现立法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立法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趋势.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法律解释制度是连结立法和用法的重要纽带,法律解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法律解释制度成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制度主要存在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以及迄今有效的有关法律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解释主体多元化,解释分工复杂,解释范围模糊等。现行法律解释制度曾对法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不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