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老子与林肯

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说到最根本处,都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或信仰之上的。西方的创世说、原罪说、天赋人权如此,东方的“天意”“阴阳”“道”亦是如此。有人说,道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老子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明明说“道在上帝以前就有了”,因而它打破了上帝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不可或缺的上帝与上帝的缺席——论莱维纳斯哲学中被悬置的上帝

上帝问题是莱维纳斯哲学中不可或缺的论题。莱维纳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上帝观以本体论方式理解上帝 ,认为在存在的层面上上帝是缺席的 ,并从柏拉图的“善”和笛卡尔的“无限性”寻找到这一思想资源。同时他另辟蹊径 ,指出应从“踪迹”、从“他人”体会上帝 ,只有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才能走向上帝 ,从而使上帝问题在康德之后与伦理问题再次结为一体。     

试论明清长篇小说的"尚实"风格

“形而下”追求的时代精神、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诗文理论的侵蚀、小说形态学母体及作家创作经验的烙印等因素,促成了明清长篇小说“征事纪实”的“尚实”风格。它对经典之作及其附翼之作的影响不同,在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贯彻的程度不同,同时,与之共存的相反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抵消了它的消极作用。应全面、客观地面对这一现象。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e"时代的"有形之手"--浅论政府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企业“E”化时代的作用 :政府上网为企业“E”化推波助澜 ;撬动政策杠杆为企业“E”化造势 ;既订游戏规则 ,又履行“亮牌”职责 ;“E”化企业 ,要靠政府请“财神”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升华

信仰是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层次和形态之一。我国目前所谓的“信仰危机”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信仰进行深化和升华的内在要求。对有关社会现象给予深入、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高度的科学精神引入信仰领域,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汇合,是实现信仰升华的根本途径。     

神伦与友道——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谭嗣同《仁学》平等观

谭嗣同在《仁学》中运用基督教神伦和灵肉区分原理,批判传统不平等之纲常；运用基督教友道观念作为建立《仁学》新伦常的“圭臬”,阐发伦理平等之义.     

佛教“阴美”对儒道“阳美”的补进功能

"阳美"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张力,是儒道所共同追求的哲学理念,它是针对私有制观念而提出的,主张人的欲念是可以调控的,最终可以达到无我、忘我的境界。这即是儒道的"情色"论的核心内容,皆归于"乐感人生"。"阴美"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张力,是佛教所追求的一种宗教境界,它以"缘起"和"色空"论著称,与"乐感人生"观相反,主张"苦感人生",并且在教义内涵上追求"苦修来世"的"涅般木"式的空间跨越性,在传播上也展示出"融帝化儒""融入化道"的空间魅力。佛教的"阴美"对儒道的"阳美"在客观上起到了补进功能的作用。     

论波德莱尔爱情诗的思想特色

本文从波德莱尔的“从恶中发掘美”美学主张入手 ,集中探讨了波德莱尔爱情诗的主要特色———“恶”就在美的身旁 ,认为波德莱尔爱情诗的上述特色反映出诗人特殊的美学追求 ,具有明显的“辩证”因素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三个代表”与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科学的理想信念,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和前途。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是新时期理想信念的载体,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张岱年论中国哲学中的"理"思想

"理"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经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思想。张岱年十分重视对"理"概念的研究,在早期即有专门研究"理"思想的文章,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次对"理"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为人们准确地把握"理"概念的多重含义、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创造了可能。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