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乡村环境善治研究

乡村环境善治是由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和农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乡村环境善治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相关的。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各利益相关者的现实表现与实现善治的基本要求有较大差距,存在利益诉求沟通不畅、利益主体权责不明、利益约束机制不全、利益目标选择不一等治理不善问题。应通过多元共治实现乡村环境善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诉求;优化权责行为结构,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善治意愿;构建环保约束体系,培养利益相关者的善治习惯;统一目标整体导向,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认知。     

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目标

从环境善治内涵出发,指出环境善治是对传统环境管理的一种突破,强调进行环境治理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这一单一主体,而应该是多主体的,即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共同治理,追求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使得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结合善治的几个基本要素,指出衡量环境治理是否达到环境善治的四大衡量标准;分析环境善治作为我国环境治理目标的必要性。     

公正与善政

人类最高的政治理想是通往善治,而通往善治必须经过善政,善政是善治的必经之途.善政的关键是公平的关键要素,没有公平任何善政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公平既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实现社会公平是任何合法政府都必须肩负的职责,而政府要实现社会公平则必须建立民主法治的治理体制.     

善治图景下环境公共治理的法律保障——以软法为视角

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意味着我国急需在该领域进行公共治理,也理应走向善治。软法是硬法的补充,亦能与公共治理模式契合,应是其走向善治的合适路径。故环境公共治理既是硬法之治。也是软法之治。软法不但在国际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运用,在我国国内环境公共治理中也有具体实践,还须大力进行完善,以弥补硬法法治之不足。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善治视域下我国防治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怎么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大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治理理念尤其是善治的理念及其模式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它对我国腐败问题的解决,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单单靠政府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而应该走一条从善政走向善治的防治腐败的道路,即政府为主导,市场、公民社会适当共同参与的监督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危机成因分析

我国环境危机成因的复杂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以认定目前我国环境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近代列强入侵、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粗放型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的存在四个方面。我国环境治理应从化解这四个环境危机成因入手,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生产力的培育、生态文化的创造方面来努力推进。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浅析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善政是历代政府和人民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善政为现实基础,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善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美国农业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其启示

农业环境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直面的议题.经过不懈的探索,美国在农业环境治理方面走出了一条法治化道路,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归纳起来,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基础,严格的执法管理是保障,科学的治理原则是灵魂,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核心.我国农业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美国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在农业环境治理中,必须树立农业环境治理的法治意识,完善农业环境治理的法制建设,规范农业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拓宽农业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乡镇机构改革与乡镇治理转型

乡镇是我国政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联系政府治理与农村群众自主治理的基本环节。当前,我国乡镇机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运行状况与乡镇治理面临的多重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还有不小差距。为此,仍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引入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乡镇机构改革从善政到善治的目标转换;二是重新定位乡镇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有机契合;三是扩大农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实现乡镇政府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制行政的转变;四是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不断推进乡镇政府管理创新。     

公共政策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善政只解决了根本制度问题，在善政之下还存在善治问题。如何进行善治？在一个良序社会中，善治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上，因而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即要回答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公平与否。公共性与偏私性、实然性与应然性、功利性与道义性是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包容性规制：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的转型逻辑与推进路径

针对我国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薄弱的状况，文章提出以包容性规制推进环境治理转型，实现边缘社区环境善治。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逻辑涵盖价值、制度、结构、过程、转向维度，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社区治理的包容性有机结合，兼顾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公平性，强调党委和政府是环境规制体系的设计者、协商谈判的组织者、治理秩序的维护者、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注重环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价值包容、利益共享、效能提升，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益。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推进路径上，须构建全过程包容性规制体系，建立资源充足稳定投入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培育包容性社区文化，促进智慧社区治理。     

中国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政策协调与制度优化

自古至今,中国环境治理存在两种模式和路径:一是环境史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蕴;二是环境伦理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制度需求.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司法维度来看,环境治理存在环境政策难以协调推进的问题和环境司法制度更新完善的问题.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和制度优化提供了指导方向.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需要遵循超越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主体的要求为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具体的运作为环境治理的刑事政策分析和克服相关实施障碍.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是一个环境法治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优化和升级.这种制度优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指导原则,从环境实体和环境程序两个体系,实现对现有治理技术与实践方式的融合.在实体方面,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程序方面,强调对于环境司法学的重视和对相应程序分类保障机制的倚重.     

从西方环境治理范式透视科学发展观

利用西方环境治理范式为分析工具,结合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经济持续、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的和谐社会实践进行本土化研究。通过剖析《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一方面探索应对环境全球化中中国环境治理同全球环境治理的本质联系,推进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认知和切实落实;另一方面探索中国环境善治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路径。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