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理解《尊德义》后,再说"民可使由之"章

本文条列学术界对<论语·泰伯>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标点论说,结合郭店楚简<尊德义>全文进行对读比较,提出了更为可信的标点看法,指出了更符合该句原意的释义.     

今本《汉书》与《文选》李善注引文互校

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可以说集《汉书》各版本之大成;但是,其中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文选》李善注本大量引用《汉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初唐《汉书》的基本面貌。利用《文选》李善注中的《汉书》引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考校异同,辨别是非,对《汉书》的校勘整理和《文选》的研究均会有所裨益。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五 启蒙还是教化？——兼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近世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语出诸《论语.泰伯》,汉儒郑玄注云：＂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1]宋儒朱熹注云：＂民可使     

李睟光《芝峰类说》解王维诗析评

十六、十七世纪朝鲜著名诗评家李睟光的《芝峰类说》中有很多王维诗的诗评,通过析评李氏关注的王维诗之拗体、是否袭用他人句、与同时代人比较、诗风和影响等问题后发现,李氏诗评大都颇富新意而圆满可取,其从王维诗中归结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两种拗体,提出王维非袭用李嘉佑句的新论据,对贾、王、岑、杜《早朝》四诗之崭新论析,引宋人诗和高丽人诗与王维诗比较,批评黄庭坚点化王维句之生硬不成语处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东门行》中的“今非”新解

出东门 ,不顾归。来入门 ,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 ,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 ,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 ,贱妾与君共饣甫糜。上用仓浪天故 ,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 !行 !吾去为迟 ,白发时下难久居。”这首汉乐府《东门行》 ,见于《乐府诗集》。各家古文选本上基本上都是如上标点。《宋书·志第十一·乐三》所载“今非”一句变为“今时清廉 ,难犯教言 ,君复自爱莫为非”后面又添“平慎行 ,望吾归”为末句。《乐府古题要解》中“今非”一句为“今时清 ,不可为非”。余冠英先生认为 :“这诗写一个男子因为穷困要做为非的事 ,其…     

《庄子·养生主》(节录)标点商榷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节选了《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则寓言。文章不长，而标点需要商兑处颇多。现议讨如下：（1A）疱丁为文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股之所时，董然响然，奏刀嫣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1B）疱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局之所舟、足之所履、膝之所付，岩然响然，泰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A是原文标点，B是商酌标点．下同．）这个语段只两句话：第一句，“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提出海丁宰牛的事，第二句，“手之所触……《…     

论《文心雕龙》中的“章明句局”说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章句》篇提出了“章明句局”说,对于其重要意义,黄侃认为“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刘永济则有“自然之次序”的解释.安章宅句有五大原则,即:“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折之中和”转韵原则;“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章句》篇的核心是营造语境问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远游》新论与疑难词句新诂

屈原后期的生命哲学较《离骚》阶段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远游》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表达了屈原晚年对超验的自由生命境界的追寻。《远游》诗中的＂来者吾不闻＂、＂求正气之所由＂、＂贵真人之休德＂、＂与化去而不见＂、＂审壹气之合德＂、＂与泰初而为邻＂等词句,历来歧说较多,需要结合屈原晚期生命哲学的特征重新理解。     

《庄子·逍遥游》标点评议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影响甚大。该书所选《庄子·逍遥游》，注释简明扼要，用力颇多。可惜标点未能反复推敲，多有疏失。虽一再重印，也未见改动，似乎成为定本。看来有商榷的必要。开头，编者介绍庄子，引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段。其中一句标点是：“《贯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此句标点就有欠妥之处。据说明，《逍遥游》选自王先谦《庄子集解》本。王本以郭象注本为依据，计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并无《畏累虚》篇。遍现郭象、成玄英序，亦未言有佚篇《贯累虚…     

汤注《高僧传》校点献疑

中华书局版汤注《高僧传》,在校勘、标点方面存在若干可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今结合其他佛教典籍,从标点与文字两方面对汤注《高僧传》中的17个可疑之处进行了讨论。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淮南子·女娲补天》“四极废”之“极”为“柱”代用字

《淮南子》一书＂极＂、＂栋＂、＂柱＂三字存在相互＂代用＂的情况;结合同书相关神话、该句语法、古注来考察,＂四极废＂之＂极＂字原本是＂柱＂之代用字,该句当释为＂（擎天的）四根柱子倒了＂。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皎然、司空图诗歌意境理论脞说

在佛老之学的影响下,禅宗＂即心即佛＂、＂无着无住＂的随缘任运的思维方式与＂当头棒喝＂的＂顿悟＂意念,以及道教偏重于崇尚自然、梦幻神游、浪漫超脱的思想特征等因素,皆直接影响唐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探讨,有助于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完善与定型。如皎然《诗式》中提出以＂取境＂为中心来论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思想与审美观念,等等。这些正是中国诗学意境论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开启了宋代严羽＂以禅喻诗＂等诗学思想的不二法门。     

札记一则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2页载元稹《乐府古题序》一文,第二段第一、二句标点为:“刘补阙之《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此两句连读,于意不通。上句举刘补阙之乐府为例,说乐府开始于汉、魏;下句又举《文王操》等操、引为例,说乐府“不于汉、魏而后始”,前后自相矛盾,作者岂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近读明人冯惟讷《诗纪》,其《别集第二·题例》项下引用了此段文字,“之”字作“云”。则此二句标点应为:“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上句为作者引述刘补阙的话,下句作者对所引进行反驳。如此,文意方明。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

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由于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亦可洞悉金氏之《史记》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