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察机关有关地位问题的两点建设

自1988年12月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确定监察机关以反腐败斗争为重点以来,各级监察部门在促进廉政建设、查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和处理经济、行政纠纷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我以为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权开展反腐败促廉政的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阻碍和干扰。     

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利弊的理性分析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各朝都以强化专职监察权作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对于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弊害和恶果,其主要表现是:以监察职能混淆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扰乱正常的行政秩序和司法秩序;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因拥权过重且缺乏监督而自身严重腐败;监察机关因其工具性本质而使其职能发生严重异化.就总体的实施效果而言,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并没有成为防治腐败的良策,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贪腐之风和强化了腐败产生机制.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之所以没有成功,其根源是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     

论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检察监督

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滥用和异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环境行政执法权行使中的非严肃性和环境的持续恶化,因此,应合理地设置特别监督程序以保障其科学运行。所以,为促使依法行使环境行政执法权,就需要构建环境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证券监管权有效行使的路径选择

有效监管与监管权的有效行使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我国证券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赋予了中国证监会以专门的证券市场监管权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目标和理念以及监管渠道不畅、信息不灵、体制不顺、制度不严等方面的原因制约了监管权的有效行使。由此寻找最佳路径以实现证券监管权的有效行使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监管权的有效行使可选择多种路径 ,但在我国目前状况下 ,最佳的路径应当是 :重新定义证券监管理念、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 ;重构监管法律法规的逻辑框架 ,重建科学的监管体制。     

论生存性债权对担保物权的优行行使

生存性债权是指个人享有的以实现其生存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具有公法性质的一类债权,主要包括劳动工资、社会保险费、生活费等支付关系.生存性债权不仅可优先于普通债权,而且应优先于担保物权行使,其原因在于生存价值的最高性、生存保障上的社会共同义务性及生存权的首要性的确立.此外,生存性债权易受担保物权的排斥,也是其应优先行使的重要原因.我国未来立法与司法活动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精神.     

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存在着行政诉讼怠于释明、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等乱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立法对行政诉讼释明程度规制的乏缺是重要因由之一。当下中国,在重视法官消极释明功能的基础上强调积极释明功能的发挥是必要的,并经由立法明确行政诉讼释明权行使的原则,规制释明权行使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     

论汉代司隶校尉监察权

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监察权是其主要的基本权力。司隶校尉的监察权涉及监察对象、监察内容、监察地域、监察权行使的保障以及在权力行使上与其他监察官员的关系等问题。对此进行探讨乃是汉代司隶校尉权限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国有控股公司监事会监察权有效行使的法律保障

监事会监察权的合理及有效行使,是制衡事权力,确保公司合法经营,保护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权益和重要措施。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监事会扩大监督权限,应建立激励监事行使职权的机制,明确和强化监事的责任。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及其完善

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作之一,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反腐败专责机关的职能定位,因而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实质关联.在新时代反腐败的国际追逃追赃活动中,监察机关面临着监察全覆盖带来的追逃追赃繁重任务,需要结合机构增设下的职能承担进行合理定位,自觉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作用面予以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监察权集中高效与国际司法协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将以大国担当把国际追逃追赃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监察机关在职能转型的组织统筹与事务承办中进行互动促进,充分利用国际条约进行互惠性国际司法协作,综合使用政治外交与法治手段,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制构建,提高我国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实绩并奉献中国智慧.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解决机制的理性思考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存在给权利的正常行使带来了障碍,同时也使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产生了困难和混乱。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利益的平衡过程,而基本原则的正确确立是实现平衡的首要前提,保护在先权利、利益平衡、诚实信用是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必要原则,对其正确理解和运用是解决冲突的关键。     

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的探讨

反垄断行政执法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要求,垄断行为自身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同时反垄断政策具有模糊性,这些因素决定其行政执法具有不确定性.应加强中央与地方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之间协调、优化不同执法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进一步明确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制的统一协调.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垄断行为的调查、认定、处罚等执法环节应特别遵循行政执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具体可行的一般执法步骤和特殊执法步骤可削减行政执法的不确定性,并有效制衡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权力的不当行使.     

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公诉权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立法权、行政权、警察权、监察权、监管权、检察权、公诉权、司法权等,是一系列既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权力体系.其中,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行政监察权、经济公诉权之间存在着许多权力交叉和矛盾.文章试图在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相关权力配置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找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分配的一般规律.并据此提出我国法律监督权、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合理配置的方案.     

论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权运行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中央常驻监察体制和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监察权无法独立运行;中央常驻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但很难避免监察权地方化、行政化;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下,监察权不仅独立且不易地方化与行政化,对监察权的运行是最有利的,但是监察权滥用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行政监督制度,监察权的不作为、滥用是很难遏制的,美化古代监察制度而对其严重缺陷视而不见是要不得的。     

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困境及完善建议

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生效的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对其产生了信任与依赖，进而即会以此行政行为作为依据开展相关社会活动。鉴于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被确立，它对行政主体撤销权、废止权等行政权的行使形成了约束与制约。以此为出发点深入研析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状况及困境，基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维度提出建议。在立法层面，指出要在宪法中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予以确立、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在司法层面，应适当拓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应统一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标准；在执法层面，应提高行政人员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重视性、建立信赖利益保护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行政撤销机制等。     

试论《行政复议法》的实施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影响

《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主要是行政复议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受到全面复议监督;突出地体现便民原则,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赋予申请人选择复议权,公安行政复议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更加明确,被申请人的法律责任更加严格;复议机关的职权更加明晰,作出公安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更加明确,更有利于解决公安行政争议。这就为进一步加强公安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加强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动力。     

浅析行政追偿的成立要件

国家行使追偿权的条件是指国家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有权向公务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行使追偿权。国家享有追偿权,但这种追偿权并不是在所有的行政损害赔偿中都存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是追偿权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实现的体制障碍和制度构想

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是基于自然正义而理应拥有的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但该项权利行使的主体、对象、时间、方式等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其抵抗权的确立是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不过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我国存在一些实现上的障碍,因此需要从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来扫除这些障碍:一是在立法规定中明确将抵抗权的行使对象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结合并确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二是建立"抵制必须答复"制度和"争讼停止执行制度";三是针对行政行为建立独立的"无效确认之诉";四是规定行使行政抵抗权的相对人须对特定事实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     

公司归入权问题研究

公司归入权的实质是对公司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平衡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公司内部人违反忠实义务时法律赋予公司的一项特别救济手段.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均规定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行使归入权,但两法对公司归入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司法实践造成诸多不便.完善我国公司归入权制度体系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公司归入权行使的主体除了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外,应包括监事会;公司归入权行使的对象除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超过法定比例的大股东外,应引入受益所有人为公司归入权行使的对象;公司归入权应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对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有所限制防止滥诉;明确公司归入权的行使期间为1年;明确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仅针对现金买卖股票,通过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优先购买权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权利.其行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行使期限、行使方式、行使效力以及优先购买权的竞合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