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及居民自治的成长,客观上要求实现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协同治理城市社区的有机衔接。然而在现实中,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城市基层政权要求强化对城市社区的行政控制,弱化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则要求减少行政干预,力求摆脱城市基层政权的控制。要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需要采取的对策是:(一)合理分权,明晰职责;(二)协同治理,实行法治;(三)培育中介,架构桥梁。     

就业和救助让社区出一把力

当社区来承接一部分城市就业、社会救助任务的时候,实质上它在履行着一种中介职能,它促进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一种规范的契约关系的建立。在政府、市场、企业、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其管理协调的中介功能会日益凸显。为此,本刊就山东省青州市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工作经验特别刊出,以飨读者。     

社区自治 队伍先到位

福建省福州市把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一是按照“议行分设,决策与执行分离”的原则,构建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从居民和社区单位中直选60-80名代表,组成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履行对社区重大事务决策的职能。设立了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履行议事、监督职能,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实施对社区居委会、社区干部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评议和监督。社区居委会由5-9人组成,作为执行机构,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二是规范选举程序。市里制定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和《社区居委会选举办法》…     

静悄悄地转移

近两年来,宁波市明楼街道在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社区成员代表较好履行决策职能的工作中,社区居委会把反映居民意见,赢得社区居民高度认同作为培养社区民主自治浓厚氛围的重头戏来表演,社区工作由“为民作主”逐步向“由民作主”转变。     

杭州市有说法——居委会到底该做些什么

(本刊讯)2002年2月2日,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明确社区居民委员会职责的意见(试行)》,明确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其主要内容如下。一、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居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爱护公共财产;(二)协助政府部门在社区开展民事调解、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外来人口管理等工作,协助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维护本社区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市政公共设施…     

协商议事：酸甜苦辣真不易

哈尔滨市南岗区有个曲线街道农行社区。2000年9月份,在这个社区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9人组成,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永春为主任,刘洪君、马玉禄等同志任委员。这个协商议事组织受党支部统一领导,惟一使命就是要履行对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配合,在社区关系的调理过程中,对住区各单位,行使建议、监督职能,相互协作,资源共享,行使协调职能,从而使社区的各种公共关系顺畅和谐。     

乡村基层政权职能的解体与重建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社会系统,而这个封闭环境的形成是与经济基础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当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和转轨的时候,封闭的环境被打破,旧有的维持乡村社会得以运转的基层政权职能体系就会因为基础的瓦解而缺失。因此,如何在新型的开放的乡村环境下构建基层政权体系,恢复其职能,就成为现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本文以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内部因素构成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为切入点,将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划分为经济职能、行政职能和文化职能予以具体分析,并以三种职能为基础重新构建新形势下的乡村基层政权职能。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社区负担来自哪里 减负难在何处

“社区减负,喊这么多年,没有明显减轻却反而越减越重。”——某社区工作者“希望政府能减轻社区工作负担,让会议、检查、评比、表彰活动少一些,去居民家‘串门子’、完成社区事务的时间多起来!”——某社区书记“一个社区仅盖章就要盖81个,创建各类台账多达246个,迎接各级考核达到了306个。‘小巷总理’一天到晚在处理这些事情,哪还有时间去服务居民。”——某市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处处长     

中小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原因及改进——以忻州市开莱国际社区为例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的治理不仅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有密切联系,还关系到基层的和谐稳定,与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区内的老年人群体作为居民参与的重要力量,其参与程度和参与效果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城市受制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和资源限制,其老年人群体的社区参与效果不佳。忻州市作为典型的中小城市,其老年居民的社区参与呈现出参与感薄弱、对社区事务知情度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和缺乏参与的条件和保障等问题,需要通过引导老年居民转变观念、完善社区建设以满足老年居民的参与需求、转变政府职能这三条途径来加以促进和保障。     

论党的领导权威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功能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功能,基层民主自治才能获得健康发展。党的领导权威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维护团结统一思想及调动群众积极性、维护基层政治稳定和保证政党功能在基层民主自治中正确发挥等三个方面。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乡镇财政困难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出现了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的财政困难,从而导致乡镇政权功能退化,影响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并引发政府信用危机和农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高度重视并积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对于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看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近年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农民政治冷漠的客观真象。对此,既有的"复合因果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有值得补遗之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不对称、农民个体承担的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过高才是导致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成功地实施了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改造实验。通过经济、文化教育、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三方面的改革,农村旧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被彻底改变,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广大农民的政治、阶级觉悟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乡村传统权威对基层政权的实质性控制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由此赢得了最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

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农村服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一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刚性措施: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基础,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控制等手段,迫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集体组织和各种党群团体深入到了农村最基层,并用强制性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人身管制;在思想上,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文化,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应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体。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调整农村发展思路,因地制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民主政权建设,全面推动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新时代突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思考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职责是实现党的政治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国有企业中,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解决政治功能薄弱问题的现实需要,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使得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够突出。当前,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只有从思想认识上廓清突出政治功能的内涵和意义、从企业文化建设上构建文化支撑、从企业机制上做好保障、从具体实践上细化落实,才能有效突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新农村建设中破解农民政治参与低效能对策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大内容。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一种"高政治参与率下的低政治参与质量"怪圈。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破解农民政治参与低效能的对策,即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基层民主法治理念的普及和宣传;探索农村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