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

《天圣令》复原《唐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私田",关系到唐代是否存在土地私人所有的重要问题,更牵涉到"均田制"研究的诸多方面。何东、杨际平的相关文章,就是关于"私田"性质的再讨论。在辨析何氏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唐《田令》等相关史料,能够得出唐代存在土地私有权的结论。唐代没有土地私有权,或者把土地私有权拆分为体制内有、体制外没有等观点,皆不能成立。     

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中保存有《丧葬令》一卷,为唐令的复原和唐宋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在已经复原唐《丧葬令》的基础上,既修正了个人校勘复原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也对其中一些条目如丧事奏闻吊赠、明器、纛、外官殡殓调度、敛服、卤簿、赠官、谥号等的文字内容、标点断句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商榷,以求对唐《丧葬令》的原貌作出更准确的推断。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试论中国古典戏剧创作的平民意识

平民作为审美主体,是中国古典戏剧创作的基本倾向。与西方戏剧和中国现代话剧不同,中国古典戏剧通过对从军与应试题材的发掘和运用,传达着观众和剧作家浓厚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决定着戏剧的题材选择和主旨表达,促使其在民间的广泛演出与长久流传,最终形成中国古典戏剧的创作传统。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我国独立学院崛起的机制探讨——以湖北省为例

独立学院的投资来源是社会力量筹集的民间资本,但民营经济相对并不发达的湖北省独立学院校数和在校生数却居全国第一.通过对湖北省独立学院崛起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湖北省走了一条先批准建校招生,通过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后用学费收入盈余积累滚动发展的路子.湖北省抓住时机大量设置独立学院,赢得了发展先机,是民营机制而非民营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即将届满、落实教育部令第26号时,更应注意继续保持和发挥独立学院的体制和机制优势,留下制度创新空间.     

故宫学:故宫研究的新阶段——郑欣淼先生访谈录

郑欣淼于2003年提出了故宫学.故宫学的提出,是人们对故宫认识和研究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故宫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故宫学的综合性学科特点要求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并逐步发展的,回顾故宫博物院80多年的历程,故宫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第四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故宫学由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