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

洋务运动时期 ,因科举制度不能提供洋务运动所急需的人才 ,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改革科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颇有代表性 ,他们注重考试内容的时代性与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 ,而洋务派开设算学科的举措使科举改革之议付诸实践。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为日后科举变革大潮的到来作好了铺垫     

从曾国藩科举观看其家教思想

在对待科举的观念上,曾国藩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对弟弟们和长子曾纪泽的科举,曾国藩表现出不必学科举、不强求中举、得失不足挂怀的观念;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他表现出始于重视终于释然的观念。曾国藩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未中举,曾国藩并没有让他们困在科举的泥潭里,而是引导他们另辟蹊径,使他们最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国藩的科举观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观念,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家教思想,诸如读书非功利、得失随缘、笃立大志、孝友传家、因材施教、开明务实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家族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曾家成为享誉中外的百年家族。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历久弥新,在当下的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和家风传承等方面仍有启示意义。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黎仁凯洋务运动是晚清咸同之交一批先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曾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或由科举仕进的官僚士大夫，也有社会绅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学，洞达时务，深具忧患意识，力主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逐渐从感性批判走向理性思考,并注重为现实服务。20世纪80年代的科举制度研究多是制度自身内容的介绍考证,或限于状元等鼎甲人物的一般描述,而与科举紧密相关的学校教育、区域研究等相对不足,理论方法比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社会学、心理学、“中观史学”等理论方法则被逐渐应用,研究范围扩大,科举制度的运作和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边远地区的科举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但更加注重明清科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

以张玉书为代表的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地区的文化望族,该家族科举鼎盛,家族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具有经世之才,勤政爱民,忠贞节义,这与张氏家族重视教育有关,张氏也因此形成了以科举文化、经世思想与史学传统为特征的家族文化;张氏家族人文荟萃,文学创作丰富、形式多样,宗尚唐音是张氏的诗学传统,吟诗结社是张氏家族的风雅方式,张氏家族中女性文人更增添了文化家族的风流儒雅。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