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重庆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重庆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采用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揭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合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模拟方案分析寻求亟待提升的对农民工生活质量有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指出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自我认知及价值观调查分析

深入了解农民工的信仰、理想及对己、对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对于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显示,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近1/3的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号";60%的人打工目的主要是养家糊口;最不满的社会问题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大多数农民工眼里的幸福是"得到社会尊重";一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劳动所得与付出相比不合理;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什么也不信仰"。总地看来,农民工的人生态度较积极,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但自我身份认知比较模糊、信仰缺失、与其生活的城市"融合程度不够"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嬗变的艰辛:直面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遭遇"急风骤雨"。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质量下降,留守儿童、老人和留守妇女不断增多,离婚率急剧上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质量提高,但组建婚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其边缘性地位使他们在生活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 ,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 ,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 ,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

农民工因迁移造成的空间场域转换、社会适应难、经济地位低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社会支持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此,本文研究社会支持对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量"的特征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质"的特征则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并有明显的调节作用,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差于中青年农民工,但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高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负担;此外,在高龄农民工内部,跨省农民工心理状况劣于省内流动者,而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跨省流动者的心理压力。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就业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现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路径选择: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探讨劳动力市场灵活稳定型就业机制的实现路径;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促使其实现从"半城市化"向"市民化"的转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

如果不考虑隐性失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失业率将被大大低估。实际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的错配分为"低就"和"高就"两种,而低就可被看作一种隐性失业。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3月对该市进城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角度分析了该市农民工的隐性失业状况,并采用实证方法对其隐性失业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最终提出不能忽视农民工隐性失业的结论与一些相关建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基于山东省的抽样问卷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对山东省内的农民工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共发放800份文卷,回收650分,其中完整问卷479份,数据分析时,对缺失数据采用了个案删除的方法。通过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卡方检验等,从务工时间、务工地距离、务工收入、务工经历和土地影响方面,分析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状况。最后从促进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提高非正规就业收入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域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博弈视角的劳务输出主体行为选择实证研究

“西北农民工就业难”和“东南企业招工难”的两难现象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步伐产生了较大阻碍。实现劳动力对接，推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企业用工难．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的劳务输出集中地——甘肃定西市劳动力输出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博弈论方法实证研究了其劳务输出过程中主体的行为，认为要促进劳动力输出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企业和劳动者本人要付出足够的合作成本，且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者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同时存在劳务中介时。由于中介对象的相对不变性，劳务中介在博弈中可能存在重复博弈的行为，并存在纳什均衡解：如果中介诚信．就可以继续合作。政府在此过程中，应从促进供需双方对接、保障劳动者权益和提高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populations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opulation policy

The migrant population living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has been growing, partly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expansion of a number of state-specific and regional migration programs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ver the period since 1995. The programs were created in response to both the skill shortages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ritiques of urban migration.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in Australia to compare five socio-economic measure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unemployment, incom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between the migrant and Australia-born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now records similar values for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 median individual weekly income, and proportion in high skill level occupations to the Australia-born population. The most notable difference is that migrants ha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particularly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on these socio-economic measures are wider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han for the Australia-born. Recently-arrived migran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educated, more highly skilled and higher paid than their longer-standing counterpart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arger migrant groups living in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ocio-economic outcomes experienced by the migrant population of regional and rural Australia and their broad similarity to those of the Australia-born living in these regions strengthen the case for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settlers going to these regions.     

进城农民工状况的性别差异

本文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对男、女两性进城务工农民的基本状况、就业、收入、社会关系网、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为农民工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做出尝试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