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光彩——评《柳永和他的词》

在11世纪中期的社会生活中,柳永和他的词曾引起热烈而普遍的关注,并形成一种极其矛盾对立的文化现象:一方面上层社会鄙薄他,排斥他,打击他,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却理解他。欢迎他,热爱他;即使在士大夫文人这个阶层里,一方面他们瞧不起柳永的个性人格和艺术趣尚,另一方面他们又摆不脱柳永的存在和影响。不管如何矛盾的对立,柳永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毕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种“轰动效应”本身也就表现了柳永出现的不同凡响。而且“柳永效应”     

试论北宋商品经济与柳永词价值取向的关系

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对文学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冲击.柳永带有较多的市民文化气息.以市民的价值观来对待词的创作,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表现出通俗性、娱乐性的价值倾向.     

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

作为一位颇有影响的北宋词人,柳永千百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古代评论家根据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审美志趣,对其作品褒贬增损,莫衷一是。誉之者谓“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批评者在肯定他为北宋巨手的同时,颇病其“好为俳体,词多媒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但是,无论毁誉,一旦涉及柳永的人品和他的艳情作品,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薄于操行”,“词格不高”庶几成为定论。即使对其词多所肯定的评论家,一旦谈及其描写风月之情、市民作风的词,也忌讳莫深,不敢充分肯定其思想价值。事实上,作为一个追求人格自由、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作家,柳永一反词贵典雅的传统而追求“骫骳从俗”的审美情趣,变化写小     

“主体”的陨落与消失——新写实小说新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以锐不可当之势横扫“重农轻商”的古老大地,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现实生存而奔忙,以金钱与物质占有为旨归而蔑视终极关怀的幸福观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确认与信奉。始终浮悬于高空,停留于知识分子层面燃烧的“主体”,既遭遇到了社会现实的狙击和大众的冷落,也越来越受到“梦醒了”作家的怀疑、疏离和拒绝,无奈地走向了自己的黄昏。因此,新写实小说“主体”退场的文学叙事,不仅是对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把“叙述”变成“还原”和“显示”的叙事原则的接纳,更是对新兴市民阶层意识与意愿的呼应和承载。     

词“三变”──论柳词的开拓与创新

在学术界上,基本确认了唐宋词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赋家之词的三个发展阶段,词的基本走向是由简到繁,由俗到雅,由自然天成到雕琢安排。柳永在众多的词人中,可以说是处于第一阶段的歌者之词。柳永的出现,在中国的词史上无疑是一道闪电,是一声惊雷,冲决了北宋的词学观念。他以填词为生,是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他深入到市民生活中去,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自制慢词长调,拓宽了词境,更新了词的气象,启迪影响了一代词风。一在文人创作上,柳永是我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是为“…     

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出现了城市振兴的历史局面，在中世纪的这种“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市民阶级缓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主体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现实的工商业活动赋予城市市民阶级以崭新的生活内容，并形成了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崇尚现实生活，崇尚实用观念，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文化，孕育了早期的资本主义     

论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形成的历史逻辑

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是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生长而逐渐生成的。货币不仅消解着特权,也促使着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共谋。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利益取向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翻转为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也使自由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伦理特质的现代特征。     

“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5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夹缝中的生存——浅析近代德国的“市民阶层”

由于德国历史中长期的小国割据状态导致“市民阶层”出现较晚，发展迟缓。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德国“市民”阶层形成了多重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论宋代题画诗词勃兴的原因及其特征

宋朝在多方面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相对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嗵画诗词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其数量之多，不仅超过前几代的总和，而且在以后历朝中也位居前列。本文从诗歌、绘画、书法等多方面论述了宋代题画诗词勃兴的原因及其艺术特征。     

解析柳永词中的“衾枕现象”

本文试图从“衾枕现象”来窥见柳永词中所表现的雅俗意趣，并进一步解释“衾枕现象”构成柳永词“俗”的原因。从表面而言，“衾枕现象”说明柳词多写男女闰阁中事，形成其词的“貌俗”。进一步讲，“衾枕现象”还说明柳永对女色和爱情生活的贪恋，形成其词的“意俗”。具体说，因为从词中难见柳永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频繁出现的“衾枕现象”使读者对其人格产生了怀疑，形成了其人“俗”的印象。     

怎樣評价柳永的詞?

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对于柳永詞的評价問題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論。記得中山大学中文系批評我的“宋元文学史讲稿”时是从我对于柳永詞的評价开始的,后来牵連到有关婉約派詞人和宋元市民文学一連串的問題。我在“宋元文学史讲稿”里认为柳詞在思想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意識,尽情抒写他对那些烟花巷陌的不幸妇女的同情和他自己流轉江湖的生活感受”。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通俗語言写詞,一扫五代詞人雕金刻玉的习气”。现在看来有很大的片面性。然而当时有些同志同学认为柳永的詞     

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探析

在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又具有职业上的市民身份。城市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它的存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扫除障碍,促使其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论宋代民间词的城市文化意蕴

缘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城市文化也随之不断繁荣.由此,宋代民间词大多偏重描写城市生活,充分反映广大市民情有独钟的文化生活趣尚,因而具有丰富的城市文化意蕴.探其大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狎妓饮酒;二是节日民俗;三是游艺竞技;四是祝寿贺喜.     

试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是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从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本文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且从武士和町人的双重主体结构以及“藩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探讨日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市民说”

1951年邓拓同志提出,《红楼梦》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作品”,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这就是所谓“市民说”的起源。30多年以来,上述基本论点流传甚广,并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补充和发展。其实,如果把“市民说”称作“资本主义萌芽说”,也许更恰当。因为邓拓等同志所用的“市民”一词,专指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而不是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东西方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

本文认为城市的繁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展城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指出东西方城市发展道路不同,西方城市以土地私有和工商业为经济基础,并形成“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城市经济起了主导作用,东方中国古代城市以单一的农业为基础,在封建政权内,城市经济始终是剥削农村的,城市未孕育出“城关市民”以致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之长,为世界之最。     

试述歌妓传播宋词的特点

词是配合唐以来新兴燕乐的音乐文学。唐人称它为曲子词,意即配合乐曲的歌词。词发展到宋代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它通过歌妓“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柳永《昼夜乐》）的歌唱,得到了广泛传播。那么,歌妓传播宋词有什么特点,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一、双向互动．共同推动宋词 的发展 北来歌妓唱词侑酒与文人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形成了两层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是词与佐觞的歌妓之间的亲缘关系。即没有“传唱四方”的词,歌妓便失去了歌以佐觞的特定伎艺;没有歌妓,词曲就不可能为人们充分欣赏,也很难产生…     

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

明末万历、天启时期,城市新兴市民阶层先后进行了反对矿税监开矿征商和阉党黑暗统治的斗争,当时人称为“民变”。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党争,一方是东林党人;另一方在万历年间是浙、齐、楚、宣、昆等党,在天启年间则是阉党,当时人称为“东林党议”。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相互交错,彼此影响。对此,史学界曾做过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本文即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对二者的性质和关系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以便于向同志们请教。